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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后 记

徐德明

老舍,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是的,《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经历、性情、思想、人格……。这就需要传记:他传、自传,不止一种。

老舍曾经动过写自传的念头,后来又打消了。这给我们;其实是一本“准”《老舍自传》。准自传虽有编者的读解原则渗透其间,但读者也许更易从中获得彼时彼地真切的历史时空感。一般说来,人,尤其老人,总易于受一种潜在欲望的支配:在此时的认识、心境下重新度过彼时的生活。这样,自传便成了老人对自己青壮年往事的重新阐释甚至是塑造。从这样的角度说,准自传倒可以避免这种色彩与失误。虽然准自传的编者必不能如作者从头说起,逐时有序,到记忆中打捞沉淀,且在材料的安排上也难以做到严格的前后照应,但他的态度也许倒是更加冷静、更加理智、更加科学的,因而也许是更能接近真实的。

我从七七年入大学研读老舍,此后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心中逐渐有了一个完整的老舍活着。读了十六卷《老舍文集》,读了他的全部小说、戏剧、旧诗,迄今发现的新诗与散文、书》的脉络。老舍经常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像基督徒那样忏悔。老舍善于描述自己,他总是以“我怎样……”的形式向人们介绍自己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的行为经历,剖析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从容地在这些材料中获得一个老舍的全貌。

自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在于怎样把握老舍的自传特质。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普通人、写家——会编写各种体裁的人物故事来抒发情感,追求真理的人——关心生命,关心人类的前途与未来,为此而甘心改造思想,包括舍弃自己的一切。我便是根据普通人、作家、求真的。

最理想的做法是突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与行为趣味,将“写家”特质只作为行为之一种,而“求真理”的生命态度则完全藏在自叙事实的下面。然而客观材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看人生的少年、青年时代当然趣味盎然;而一个职业写家的生活自叙肯定比“明星”逊色;更甚者:为求真理而“改造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使命,只注意社会与思想发展,故意忽略身边小事,这无疑会引导我们走进传记的类文章就有这样的侧重:青壮年“传行”,老来“传心”。要把这些协调好,实不易。我尽了最大努力,不致使自传像自然生命那样日渐萎缩。此外,在协调语调方面也是花了大力气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我将老舍的自传材料作了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但我的准则是: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除删节、组合外,我仅仅加了极有限的几个贯通语气的字,用括号标出,想必能获读者理解。》直接取材于《老舍文集》、《老舍书信集》(舒济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并很大程度得益于胡絜青先生的《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参考了《老舍年谱》(甘海岚编,书目文献出版社)、《老舍研究资料》(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

老舍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我不敢亵渎。能为读者喜欢,愿读者能像老舍那样作个普通的人,作个诚实的人,作个敬业的人,作个不懈追求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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