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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识广，经验丰富，应当受到尊重优待。

还有，近来相关官员喜欢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当官的拿公使钱买点酒食送人，不过好客之道，什么大事？可愣是要以贪赃枉法论处。圣主讲究忠厚恺悌，这么干，实在有伤圣道，也不符合人情，应当制止。

而对于罪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让他深恶痛绝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从来就不是善政。古代虽然也有赦罪一说，但赦的都是真正无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恶不悛的人从来有多少杀多少，哪里有不问有罪无罪，一概赦而不问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东汉大司马吴汉临死，光武帝刘秀问他遗言，他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东汉名儒王符也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数赦赎，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蜀人称赞诸葛亮贤德，也只说他“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严谨周密，不能让罪犯预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励犯罪了。照他这么干，一旦不幸当了犯人，要想出头之日，可就难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4）

要么空洞无物，要么琐屑细小，怎么着都不会伤筋动骨。说的听的既都无伤大雅，也就皆大欢喜了。

韩琦夸奖说：“君实，忠厚道学之士，谈的都是堂堂正论。就是小事，也都无不往礼义仁孝上接引，最有益于治道。”

富弼也一样夸他：“不错，君实从来不说办不到的事情，靠这个邀名求赏。做谏官，可不就该这样吗？”

欧阳修自己是风风火火过来的，为着锋芒太露，吃过许多亏；上了年纪之后，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为，往往为才情禀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无奈、妥协及顾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虽不赞成，不提倡，但到底宽容了，再不会去口诛笔伐，横加指责，不过一笑了之。那心里，自然依旧明镜似的，知道这样决不能挽救颓风，扫除积弊，只是不说罢了。

君实虽然做京官的时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过，国事民情，不是一无所知；且专攻历史，通晓典籍；又好殚心竭智，玩命地琢磨问题。由此，他当然不会始终隔山撞钟，有时也真能咂摸些问题出来。只是这种机会不多，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准头，有时更难免张冠李戴，开错药方。说他完全浑浑噩噩，好像只会说旧话、废话，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且看他封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上的《谨习疏》，说的现象样样都有，但那药却几乎完全抓错了。

他刚升官时，感激涕零，思绪也陡然活跃起来，奏折一泻如水，大论天下大势。他拈出故实，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治乱的关键，只在一个“礼”字，循礼而上下分明，纲纪严正，就天下大治；否则，必陷于乱。太祖鉴于历史的教训，重文约武，收尽兵权，又设转运使管束州县官僚，重礼节，严上下，朝廷才能一直长治久安。现在呢，皇上常常拱默无言，事无大小，全都委托臣下；边疆因战事而设的经略安抚使，管着几十个州军，权力大得连唐朝的节度使也没法儿比，仗不打了也不撤；出京管州、军的将相大臣，因为地位高过转运使，常常根本不买他们的账；还有，朝廷只图因循省事，往往姑息养奸。凡此，都是违礼而导致的纲纪不振，上下不分，正好与太祖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长久以往，必将大权旁落，要想不乱，难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可大宋的弊病之一，恰恰在过于专权，而不是相反。想来，怕是因为过于感激皇上，替他着急过了头，以致杞人忧天，反倒将不足夸大为危险了。既非对症下药，不过随口而言，说得虽邪乎，也就没有什么人去计较了。要是真有人对号入座，怕就免不了一场麻烦了！

他上的《论财利疏》，也大体是这样：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君臣颠倒，总药方还是开错了。

在他眼里，古代君王都藏富于民；实在不行，才藏富于仓廪府库。朝廷不足可以取之于民，百姓不足可以求之于朝廷，上下相保，所以平安无事。如今呢，老百姓穷困潦倒，朝廷又仓廪空虚，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将来国家就会因为财力枯竭而不可收拾了。

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此前已经有许多人看出、并指出来了。尽管如此，能重申这一点，也还是眼力。其余，就颇成问题了。

首先，古代是不是都藏富于民？上下相取有没有那么方便？这都值得疑问。认真说来，怕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抽象理想罢了。而就现实而言，藏之于民，主要不过是藏之于兼并之家。兼并之家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怎么藏？他这脚跟，一上来就站错了地方。此外，藏之于民也好，藏之于官也好，要取出来方便对方，根本不像说话那么容易！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国家税收却越收越少，就是明证。

总论如此，要开药方，就难免根本相左了：不是抑制兼并、富国强兵，而是宽恤民力，正好南辕北辙。如何宽恤民力？他只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明确提出：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管理百姓的父母官要是选择得当，想不宽恤民力都不成；而守令不得人，法律苛严，只能扰民。择人固然重要，可人根本就不能完全超脱于法律之外。而且，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只寄希望于官员个人的道德良心，根本就是没准头的事，更难以推行四方。这显然又是一种偏执。

接下来开的三味药物，却头头是道。

一是要求随才用人，用懂经济的人治经济，让他们专职久任。经济官员只在经济部门之内升迁；升到尽头实在无官可升，就加爵加俸，让三司使等同两府宰臣。

二是养其本源，徐取有余。也就是发展生产，缓取余利，反对竭泽而渔的意思。他主张重农，让农民在租税之外，了无负担。衙前重难差役，应当花钱雇人去做；还不够，可以让城里的上等富户承担。农民顶多只去做一些轻小差役。

开源之外，就是节流了，主要是要减省浮冗，节约开支。除了节省冗官、冗兵的费用，宫廷减少滥赏、糜费，大开朴素俭约之风，尤其重要。

最后，他又提出一条具体措施：请求重新设立总计使，由宰相兼任，三司使管的一般财用与宫廷专管的内藏财用等，统统交给他全权掌握。小事由专任官员处理，大事非经总计使不可。每年还要向他交账，让他能够把握全局，量入为出，将三分之一留作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5）

所有这些意见，大体也都是人家早就说过的。像总计使，就是太宗淳化四年设立的，只是后来又被取消了。但能赞同它们，且特特地重新提出来作为救急之用，也还是要独具眼光的。这，自然又多半要多得力于他在三司几年的生活了。

君实与安石，这时谁也没有执政，都不过空论而已；又是各说各的，难得知道对方说些什么，连对话都谈不上，自然谈不上冲突，要不，怕是早就较上劲了。他们唯一的一次对垒，是因为官制而起的。

司马光上了一本奏折，叫做《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不是冗官太多吗？他这本奏折，就是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职、衔是分开的，现在却完全弄乱了。之所以官冗事废，全因为这个。只要在现行的九品官制之外，将职、衔分开，列出十二等，就能一了百了了。具体就是：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余文武官员，比照序列。官员升替，一级一级排班儿来。

这能解决冗官，怕也只有君实才这么看！朝廷这次倒认真，将他的奏折发给两制官员们议论，看看是否可行。有人说他这一套怕很难施行，另作了补充：可以让知州三年一任，知县则六年再补通判。安石也是参加议论的人之一，也说了话。他认为两者怕都无补于事，最好都存而不行。要真正大修法度，解决任官问题，最好以至诚恻怛之心，广泛征求朝野意见，反复讨论，真正有了好主意，而且切实可行，那时再实施也不晚。

意见虽然完全相左，可仍然各说各的话，司马光未必知道。说是对垒，其实还是夸张了，顶多也就是看法不同罢了。比较起来，当然是安石的意见更求实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