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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晦莫如深的夜色；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如入无人之境。这正是这首夜光曲的主题。

３．不阴不阳

刘瑾杀人打人就不手和拳，用的是眼神和舌头，他连字都不会写几个。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戍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当廷侮辱、用各种方式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又并不是真正的皇帝，既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欲望不得满足，遂以天下为仇。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凌利的匕首，就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尽管他尊荣至极，但还是时刻防范着——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集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

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而“朕就是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津“国统”的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就是不阴不阳。这也是皇城内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的原因。因为它们同构。

天下不阴不阳之物均可阴可阳。中国历史上，皇后，皇太后掌权时有之。明代还出现过奶妈子掌权的时候。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残酷地讽刺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明一代，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次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游戏也许是人的本质，但绝不是皇帝这个岗位、皇权这种职能的本质。

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在兴头上是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古族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的成熟，“朱元璋”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

能够大显身手的只能是不阴不阳的东西。文官们则须去其思想之势，阉然以媚老板。否则，要么回家，要么接收手术。王阳明是圣雄，所以走成了一条“进取又超越”的道路。这是心学的“阳明”功夫，单治不阴不阳的魅力。

阳明被刘瑾打四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站时，阳明还只是个有热情侠气的文官，尚未“开眼”。再说刘瑾收拾他们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刘瑾已成实际上的“朕”，原先的那个皇帝已成掌中玩物，这样外廷群臣自然可猪可狗了。要不是同样可以接近皇帝的宦官中有想取而代之者（张永），单是廷臣外官扳不倒刘瑾，尽管天天都在扳。刘瑾也是不甘雌伏，想鱼龙变化，权力来的容易就用得潇洒，遂忘了它的限度。他想化阴为阳时，他的末日就到了。他看着他侄儿有“九五之尊”的福相。他想软取而代之。故然，像正德那样的皇帝让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他强，产生取代之志诚自然之理。只是有个拚死也要捍卫皇权正统的文官集体存在着，利用皇权可以把他们当球踢，若离开皇权对付他们，那就难于上青天了。宦官可以监军，但要领着军队造反，那是痴人说梦。这是中国文化与权力相互生成的最大效果。直到曾国藩还都望而生畏，更别说区区刘瑾了。

不阴不阳的东西若或阴或阳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刘瑾前面有王振，汪直，后面有魏忠贤，但王阳明撞上的是刘瑾，而宦官祸政是明代的最为抢眼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拈取典型，举刘瑾以概其余。“他”所体现的政治形势正是王阳明走上政治后的主要的“典型环境”。

第二回　古越阳明子

１．年轮

流氓皇帝和绝户太监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办，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的“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更致命。遗传是“看不见的手”，它拨弄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反而可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和人事的浮沉而显出内在的脉络。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几乎都有遗传的因素。

就说淡泊名利这一条，这是他们的“传家宝”。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与俩个弟弟在元末小有名气。有文武全才，但避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未成诚意伯时的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淡泊不到头，遂未能正寝。但在群虎逐鹿的年头，身怀文武艺能，而甘居林壑，也够淡泊的。好养身这一点，也遗传了下去。朱元璋见他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颇为惊奇。他的儿子王彦达年16，用羊皮裹其父尸体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认可引荐。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并说了难听的话：“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富。”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当时朝廷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这不是多吸附人才而是为争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的派员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的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反革命”。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到他这儿，三代人已“隐”出名气了，所谓“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其气节如此，真有黄叔度之雅致，是蒲松龄辈可望不可即的。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难过的，以养老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食不继”。他母亲临死时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等到他想出山，终于有人举荐了他时，他却死了。

扣除古人谀墓的美化成分，也考虑到我们读到的是王氏后人编辑的《世德记》，说不定还可能经过王门弟子的加工。我也直觉到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已殊为可观。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植三槐”而号槐里子。“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其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这种风度传给了儿孙。这个人命不好，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看样子靠教书就过得能穷自在起来。自幼受槐里庭训，德业夙成。刚成年，浙东浙西的大家族就争着聘请他当塾师。“凡及门经指教者，德业率多可观。”槐里先生只给他留下几箱书，他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看来，很想中兴这个老牌书香传家的家族。但他本人是否去应科考，诸传状均不书。不书不等于没考。没做成官是个事实。“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够辉煌的了。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已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竹轩公这位和乐又严肃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还有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天叙的弟弟，但他象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

阳明的状元父亲，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的过来了。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荒乱，怕宁王派兵来，王华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也遗传给了他儿子。反正无非凡的素质难有非凡的功业。

他们遗传给了阳明些什么，是一言难尽的。是需要用阳明的一生来回答的。自然，没有王阳明，大概没人来收寻重温这套家谱。

２．古越阳明子

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自然也有用新建伯之类荣誉头衔的时候。这个人对这类名号细节是极重视极有感觉的。用出生地或官衔是惯例，而说“古越”便感情系之了。他是以生为越人为荣的。越地也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代越人还保留着古越遗风。

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绍兴即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即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

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会稽，不但是自然的山了，成了行政区划。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

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

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