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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底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一点感慨,来自雷颐的演讲,当然要向雷颐先生致谢。让我们感谢雷颐。(掌声)

[演讲时间:2006年6月4日。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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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刘梦溪先生,大家欢迎。

最近几天,我看到这样几则报道:为争就业岗位女大学生参与雇凶伤害同学;大学生复读遭拒一怒弑父;情侣坠湖男子独自逃生。还有一篇《中国青年报》文,题目是《大学校园里的畸形就业竞争》,主要写到四种现象,一是“借”同学的实习成果争保研名额,二是对用人单位说同学的坏话,三是为了得奖学金篡改成绩单,四是机会面前“暗战”不断。认为老师有责任对学生做好道德教育和心理“按摩”。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层出不穷类似这样道德缺失、人格缺陷的现象的产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所造成的。因为有许多的施教者,本身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缺氧者,再加上现在混杂的文化环境,像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等等,占据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宝贵时光。媒体对娱乐明星死缠滥打的商业炒作,又使许许多多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热衷于“超女”,钟情偶像,沉迷网络,贪求物欲,而惟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有国学教育成了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噱头。文化传统何以流失,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请刘梦溪先生演讲《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

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

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

汉代——佛教传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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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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