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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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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奇‘书‘网‘整。理。提。供＇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