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里只有一把椅子,我坐下,那军人就站在我侧面,而两名文物贩子则坐在南墙根的地铺上。
“席尔瓦,你先说。”军人吩咐。
那有着褐色眉毛的人赶紧点头:“是是,我先说。我在广州得到消息,山东有一件很厉害的古董,是一只古铜镜,既是文物,又是武器。现在是战争年代,军火武器比什么都值钱,于是我就和我的同伴瓦勒赶到山东来。我们以前航海时曾到过青岛,在那里也有中国朋友。所以,很快我们就探听到了铜镜的下落,它就藏在芙蓉街的小关帝庙里。这铜镜很值钱,正因为它值钱,才有很多人盯上了。于是,我跟瓦勒商量,必须多找些人来帮忙。就在我们找人时,被军队抓到,就关到这里来了。”
我对芙蓉街小关帝庙熟得不能再熟,如果神相水镜在那里,就一定能搜到。现在,席尔瓦的叙述中有个大破绽,神相水镜应该是在某人手中,而不是藏在某地。听他的说法,消息来源很准确,几乎是能手到擒来的。
“现在去小关帝庙取古镜,有没有把握?”我直截了当地问。
席尔瓦又一点头:“当然,只要给我一队人马,我立刻就能把古镜取来。”
我转过头,向那军人点头:“按他说的,带人跟他去,把古镜取回来。”
话虽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就算派人去了,也只会空跑一趟,什么也拿不到。
在我看来,席尔瓦不是一个当文物贩子的材料,说话太直,不懂得掩藏。这样的人去贩卖文物,只怕被人卖了,还要帮人家数钱。
军人一招手,席尔瓦就喜滋滋地从地铺上站起来,跟着他向外走。
我望着地铺上的另一人,即席尔瓦口中的瓦勒。
此人的表情十分平静,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只不过,在席尔瓦口述时,瓦勒的耳朵一直竖着,显示他正在认真倾听同伴的话。同时,他的眼角不时地闪过一线寒光,就像一只异常警觉的猎犬一般。
与席尔瓦相比,他略显木讷,但很可能这种木讷是装出来的。
“瓦勒先生,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几句了。告诉我,古镜在哪里?你打算怎样取回古镜,然后逃之夭夭?”我问。
瓦勒毫不吃惊,缩了缩脖子,迷茫地摇头:“我不知道,先生,我是跟着席尔瓦来的,他要做的事我什么都不知情。”
他的回答很巧妙,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却把席尔瓦扔出来做挡箭牌。
“瓦勒,我不跟你废话。告诉我,持有古镜的人是不是在文庙之内?你们真正的攻击目标是不是那里?”我问。
立刻,我从对方眼中获得了正确的答案。
“想死,还是想活?想活,就告诉我进攻时间。”我追问。
瓦勒有些困惑,直视着我,眼珠来回乱转,似乎在判断我到底知道多少。
“你留在这里等死吧,我自己能找到——”我站起来,迈向门口。
“先生,请留步,我们可以合作。现在……现在那古镜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你想办法放我走,我就带你去找回古镜。”瓦勒低叫起来。
我站在牢房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又回头看着他。
“先生,我向你保证,这次说的是真话。日本人说话不算话,我早在香港就领教过了。现在,交出古镜也是死,不交古镜也是死。如果你能给我机会,必有厚报。”瓦勒急促地说。
日本人的确有“说话不算话”的毛病,只要看看二战历史就明白这一点。
我盯着瓦勒的眼睛,沉吟不语。
他急得跺脚:“先生,快做决定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脑子里急速地判断着形势,那军人虽然暂时离开,外面却暗藏着大批枪手。如果我就这么带着瓦勒走出去,只怕立刻就会被射成筛子。而且,瓦勒说的未必是真话,西班牙自古以来就盛产海盗,而海盗的恶名比起日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瓦勒,对不起,我必须先看到古镜,才能相信你的话。”我后退一步,故意将牢房门口让开。
“什么?天呐,这怎么可能呢?古镜又不在我身上。”瓦勒摊开手,为难地连连摇头。
“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这里跑出去,过一条街是小关帝庙,过两条街就到文庙。要去那里,任由你选。”我说。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我将瓦勒当成是诱饵扔出去,等到枪手们乱枪射击时,我趁机逃走,去文庙找古镜。
江湖上本来就人心险恶,我没必要对两个西班牙文物贩子手下留情。
“好,如果我能逃出去,一定知恩图报。”瓦勒咬了咬牙,从我面前走过,快速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默默地计算着他的奔跑速度,大概就在他跑至大门附近时,预料中的枪声响起来。
“成了。”我低叫一声,火速上楼。
我没从小楼正门冲出去,而是一直奔向二楼,毫不犹豫地撞开一扇门,再撞开对面的窗,飞身跃出去。
小楼的正面对着院子,背面则对着大街,这种逃离方式,最直接,最安全,那些枪手根本来不及转身瞄准,我就消失在一长排低矮的民房后面。
新老城区不同,但文庙、芙蓉街、小关帝庙都是原址修造,其位置变化极小。
所以,我穿过几条胡同,便翻墙进了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