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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少，平时东西多主要是公家的医疗用品，这次只是人走，就完全没必要派人帮忙了。而且，连里的姐妹们全说要去送她，两个后勤兵大嫂，还哭着劝她不要走。

去营部的头天晚上，在女生宿舍屋角里的小桌上，在女战友们轻微的鼾声中，她用草帽遮挡住马灯光，写了好几封信，写给家中的父母，写给下了乡的妹妹，写给远在云南的张清华，写给仍在城里艰难而无耻地负隅顽抗着、至今还没上山下乡的要好女同学。

每封信，都是想告诉自己要当（见习）医生了的大喜事，但动起笔来，就先谦虚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越扯越远，因为更该说的事和更想讲知心话太多，最后在信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此事，表示了不知能否胜任的担忧，以至一直写到半夜。

写好信封、仔细地分别装好收拾妥帖后，她才轻轻地息灯摸上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她坚持闭眼努力平静，脑子却自主地继续兴奋个没完，窗口发亮了，还在迷糊地幻想着去了营部后的种种情形。

起床后，她穿上了白底小蓝花的确良衬衣、黑长裤。清爽好看的衬衣、极合身的大半新长裤，平日里很少穿，一是舍不得，二是太招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走向美好明天、走向明媚天堂的感觉。她想，现在暂且分离，将来如果真的好了，一定要帮助这些曾相濡以沫的可怜姐妹们……

在快乐的歌声里，大家抹干了泪水。刚才挨叱骂的丫头，虽然没参加合唱，但也平静地采集起了路旁的小野花。

那不知名的小花太可怜了，浅草中，星星点点地，只有指甲盖大小，雪一样洁白，常被行人和牛羊的泥脚践踏。

清脆悠扬的歌声飘向四方。远处水田里，正弯腰忙着插秧的男女生产队社员们，纷纷立起身，清瘦地伫立在水中，惊羡地举手眺望这帮幸福的“女兵”，敬佩这些不顾性命地操心着国家大事的城市美女们。　。　想看书来

第二十九章

二　十　九　　　悟

黄成从下汽车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瞬间起，就作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衣兜里揣着助教大哥给的“护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除了陈三娘和几个邻居老太太偶尔来陪母亲高兴高兴、说几句吉利话外，没谁来打扰黄成的坐卧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给他的“护身符”，后又作罢了，因他既怀疑它的效力，更觉得去主动投书很有点二次投降的卑贱。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训而有了正确认识的人，他内心很不以为然。

信中所谓的正确认识，显然就是联派观点。他觉得助教这人有点书呆子气地主观，因为现在他确确实实地什么观点也没有了，说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个地道的蠢货：助教如此夸他，只是为了保护他。

离开天安门广场后，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