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闽骄傲,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儿十人,评委坐在课桌后,桌上面铺着鲜红的绒布。这是一个有点简陋的场地,但人站在了这里,这里就是真的。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闻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结束后坐在台下等着离开,有位不认识的同行移坐身后,拍了下我肩头:“今天早上我特别不愿意来,但听你讲完,觉得有的事还是要把它当真,不然就真没意思了。”
演讲结束时间还早,我去公园。拎了瓶冻得结实的冰水,像平常那样找个僻静处,木凳上——躺,满天浓荫,虫鸟声无已。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后记
三年前,我犹豫是否写这本书时,最大顾虑是一个记者在书里写这么多“我”是否不妥,六哥说不在于你写的是不是“我”,在于你写的是不是“人”。
这本书才得以开始。
当中数年我停停写写,种种不满和放弃他都了解,不宽慰,也不督促,只是了解这必然发生。我才有气力写下来。书稿完成后他承担了大量编辑工作,编辑时他曾说过有点悠然的快乐,是我作为作者的最大奖赏。
余江波是我《看见》栏目的原同事,这本书很多具体的材料与修订工作都是他的心血,他曾是我博客的读者,一再告诫我,不要偷懒简单地使用过去的材料,读者是不会满足的。必须重新与生活打滚,不断地深化材料,他的严苛是对的。
感谢何帆承担了这本书相关法律问题的修订工作。也感谢张宏杰,汪汪,老颓,牟森,土摩托,三年中,写是一件不知所往的事,还好有朋友相互伴随。
谢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杨静武、周昀、陈凌云,他们对书中每期节目的内容都进行了核实,对书稿的结构与文字提出了中肯的见解与建议,使这本书得以规避很多毛病。
感谢梁建增先生对这本书的爱护与关切。感谢张洁、李伦以及所有共事者对我的全部宽容。书中封面照片是在重庆开县麻柳村采访时陈威拍摄的,部分现场照片由席鸣拍摄,感谢他们。
老范现在是《看见》栏目的主编,与我一起工作,老郝当了妈妈,我们仨没有失散。
感谢我的家庭。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