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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

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前世出家今在家（7）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对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吴梅村的文字，你会对吴梅村深怀敬意，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写道：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过这样忏悔的勇气么？在吴梅村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惭愧吧，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画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四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几？

但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孤独者》里曾写到人的死灭，周作人临死前，他会像鲁迅正视死亡，把人间的惨烈说出吗？在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是牙关紧锁，探到了人生的哀痛莫过于此：

粗人扛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周作人到不了这样的深度，他的绝望被风雅化解，他不愿把悲剧让人看，最后他自己却搬演悲剧让历史和人共评点。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谶语：

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

寿终的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灯尽油干，大抵都是“喜丧”，因为这种终法非*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太莫办，而渠们此时必已四世同堂，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了，所以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