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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