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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涛拍案》节目简介

再启电视节目新风，演说当代社会传奇。在这个“另类法制节目”中，文涛以迥然　同　形象出现，号称“大案、要案、奇案、公案……　拍案　”，性情毕现，有理有节，仗义直言，击浊扬清。节目中运用各种影视手段起承转合，丰富情境，强化感染力，被称为“新派电视评书体”。

主持人：窦文涛

序：《文涛拍案》的三条命（1）

窦文涛

话说香港回归第二年，抓住个大盗张子强，绑架过李嘉诚的儿子，香港人叫他“世纪贼王”，这贼王在广东落网，在广东判的死刑。这案子惊了海内外，凤凰卫视忙不迭做了集节目《世纪贼王终结篇》，我来串场，现任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麟写解说词，他把稿子写成个说书的调调，我也就顺杆爬，演出来个说书的调调，今天看起来是拿腔拿调。说书的功夫我哪学得了，只是个糟蹋。可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领导看了夸，说没见过这样的法制报道。于是很快又有个批###功的节目，还让如法炮制。这回我上了劲，连词都自己改写，改得像《水浒》的假冒伪劣版。不过第二次刻了意，叫好的反没有第一次多，倒是收到一些人要向我定时发功的通知。这事就撂下了，几年没下文。

九八年我还是大波浪的发型，几年后大波浪都改了小平头，才有人旧事重提，说记得当年我讲张子强案，咱就用这招干个法制节目。说话这人叫刘春，刚从央视来了凤凰，少不得大展一番拳脚。他还爱给节目起名字，有一天小眼贼亮向我炫耀：“这名字怎么样——《文涛拍案》？！”

我把这名字跟一朋友说了，他却说不吉利：“你想，文涛拍案，就是惊涛拍岸哪！什么结果？粉身碎骨啊！哈哈。”当然是开玩笑，可后来我倒常想起这玩笑，种种迹象表明，这节目的命真怪，简直可说命运多舛，往好里说也是一波三折。

一者是短命，才做一年就停了，停了一年后风云再起。做与不做之际，每个年关都反反复复，没哪个节目像这样，今天说干，明天说不干，过两天还是要干，现在我都不知道明年还干不干。其实主要是我年年干年年不想干，终于还是干了。为什么？就说到第二种命：苦命。

这节目的标题曲里就含苦味，开头铿锵后来凄凉，那尾音老让我想起瞎子阿炳与《二泉映月》，可能因为那工作对我是苦活累活。每周现编现录，从白天到白天干一个通宵，大量咖啡浓茶，烟不离手词不离口，兴奋得第二夜也无眠。问一老中医，他把着我的腕脉说：你不是兴奋，是虚火上冲，才会头天熬夜第二天都睡不着，这是心血耗尽之兆啊。我很喜欢这说法，并遗憾老板不在旁。

说起干活苦我就话多，有人最讨厌电视人诉苦，这世道谁容易呀，可我恰是全公司最爱跟领导叫苦的，得让他们知道就数我最不容易。“拍案”这活儿就是每周一次的难产，每年五十二周的轮回，我自觉就像劳改犯，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这是我的自新之路，却不是自由之路。

第三种命是黑命，香港人说谁倒霉就是“命好黑”。我也黑，每桩大案要案拍完，我就熬一回黑眼圈。所谓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还用它寻找黑暗，黑暗曝光了，光明就在了。黑眼圈还红过，有的故事就是红着眼圈讲的。不瞒您说我还哭过，走到无人处偷偷一哭，不是哭我累，是演说带感情有去无回，是为我讲过的人和事一洒凡人泪。还有是在家中看节目播出时哭过，录的时候重复多少遍，看的时候还能动容，没感动别人自己先激动，可见是进去出不来了。既然是拍案惊奇，当然不止于歌哭，还有嬉笑怒骂，奇案公案，反正基本上这节目没好事，不是惨案就是冤案，再不就是战争灾变，难得轻松。这么说怕生误会，似乎我是个多关注社会多有责任感之人，其实我一向不大理会这些，每集定题目的是刘春，我只是写作业的学生。私生活里的我道德水平并不高，所以看到大量来信，都盼我主持正义，我就发怵。主持节目可以，主持正义就玄了，同情容易，调查真相就难了，更难的也许还是说出真相。字字推敲都怕惹祸，这节目没小事。

要知道在镜头前一时兴起恍入无人之境不知天高地厚，那是个特殊状态。有几回案情所涉敏感而重大，等节目播出时我连看也不敢看，被子蒙头躲床上不想接电话，心慌慌到周一上班，没准就来个警告。我犯过“错误”，后果沉痛，最难堪是连累公司连累同事。讲老实话，我胆小，做观众的我看着电视上的我常会愣住，我怎么会变成那样？那不是我，那是另一个我。

我实在不是包青天，充其量是个窦娥冤，您以为我是义勇军，其实我是雇佣军，可我想说，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哪。凤凰是我的雇主和恩主，可我对她如怨如慕，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励我、勉强我做这节目，但我还不得不感恩，是这节目把我硬推到我所不愿面对的黑暗之前，逼我睁开眼看，唤起心听，壮起胆说，我口说我心。因这节目，我改变了，我增长了。

三条命：短命、苦命、黑命。要想保命，保这节目的小命，我只有认命。认命的结果，是灵魂深处发生了革命。

近两年，我没得忧郁症，得了两种神经病。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把这病归罪于《文涛拍案》的感染，这可以显得我对工作很投入，用心来感受，而且还戏过了，以至人戏不分走火入魔黑了眼睛看社会。第一种病是极度缺乏安全感，走在路上见几个人在身后，我就紧张，要么加快走摆脱他们，要么放慢，让他们走到我前面。女性亲友黑夜搭乘的士，我会要求她在车上给我打电话，要当着司机大声告诉我车牌号码，中途我还忍不住再给她打几次电话，以震慑司机可能有的祸心。有人敲车窗想搭我的车，我本能地一脚油门就逃。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人少的地方我更不敢去，现在简直无处可去。于是我就去公司造舆论，说这属于职业病，天天让我接触那么多罪行，对社会治安我当然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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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涛拍案》的三条命（2）

另一种神经病就是怀疑一切。我是一九六七年生人，七六年九岁，从小有件事显示将来我要做喉舌。记得那几年上街游行很密集，庆祝粉碎某某某、高呼打倒某某某，小学生也参加。老师看我字正腔圆童音高亢，就叫我领喊口号，口号老在变，变得太快，刚喊完“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要喊“打倒四人帮”。我完全不明白，照样喊得响亮喊得喜洋洋，对根本不懂的东西，无法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个无所谓。北岛老师有诗《我不相信》，可能他相信过，至于小学生的我，连不相信都不相信。

你看，语言会自生自长，话赶话就把我们家传的多疑性格牵强附会上时代。不过谈玄可以，做《文涛拍案》却回回疑窦重重，因为说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我这辈子最讨厌负责任，可到这儿你就得说话负责任。按说这节目虽然常遭删改，但能活下来，已证明当今“社会能见度”在提高，可几乎每回拍案，我们都为了搞清事实而焦虑。依据公检法？公检法也有可能出错，更有可能“无可奉告”；依据媒体？失实新闻还少吗？我常参看几种报道，往往互有出入，哪个是真的？录像现场一小时、几小时停下来，就为辨别某个细节的真伪。有次录到半夜录不下去了，当时我是根据几份报纸的消息来讲一案子，可越讲越怀疑该案另有内幕，我们的立场不好摆。采访相关人士，谁都不肯说。有位能接触高层的“通天线人”，跟上面打听，人家说这案子没问题，我就接着又录，可心中存疑，说话就是底气不足，越说越别扭，干脆收工回家。结果是一宿白干了，因为多疑的我想到后半夜，终决定放弃这题目。其实这案子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当时我已经想疯了，钻牛角尖了，陷入怀疑一切的怪圈，两眼通红盯着台灯长叹：天哪，现在还能相信什么？什么都可能是假的，也许真相有几种？也许世上本没有真相……

絮叨这些不为证明自己清白，而是为我过去、现在和未来永不止歇的失误向观众告饶赔罪。

此时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在写检讨，而是在写个序。这两年，我真的只会说话不会写字了，唯一的作文就是每年年底给领导写信，哀求加薪，倒还情真意切，此外绝不动笔，渐渐就废掉。电脑上写下的字句横七竖八，像堆烂劈柴，我掂掂这条，砍砍那块，搭起来，又塌了，又愁又恨，恨刀太钝，久违的文思像锈牢的齿轮吱呀作响。你不了解我写这篇文字多么吃力，得知没有稿费就更吃力。为这些字，四天里我已经写了二十多个小时，基本上可断定此人已丧失写作能力。怨谁？哈哈，还是要怨《文涛拍案》。可以这样说，除了必要的吃喝玩乐睡，我已把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节目上，要看的东西永远看不完，写东西也就不是东西了，没有时间，索性不着一字，光说不写，却是真不会写了。

自我安慰一下，孔子也是“述而不作”嘛，说话是饭碗，我当然该全力捧牢，这一门玩艺都没练好，怎敢舞文弄墨。惭愧的紧，小人是靠耍嘴皮子混饭的。听说《文涛拍案》里我像个说书的，这真是辱没了祖师爷。那不是说书，还是说话，自说自话，若有点说书味，拿来做花边而已。不过因此我倒也学了点掌故：宋朝的时候，街市上“勾栏瓦舍”间，早有了说书的源流，艺人都是现场脱口秀，说是谈古论今“如水之流”，能于顷刻之间将一朝一代乃至几朝几代的事“捏合”一处。这本领当时却不叫“说书”，就叫“说话”。“说话”的人本来没稿，就那么说，慢慢一些经验固定下来，也记录下来以备忘，后有文人帮忙收拾，就成了话本，与明清演义小说息息相关，正如《初刻拍案惊奇》类。表演也是师徒相传，代代沿革，其中一路演成今日的评书体。

古代“说话”曾有两类，一类说的是从前的故事，像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像广府话的“讲古”。还有一类当年更火过，说的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事，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这倒有点像《文涛拍案》的选题，我们演说的也是当代传奇，只不知古人是怎样讲法，这一路竟失传了，也不知为什么，倒是真应了短命，难道因为这一路走下去也是苦命和黑命？

巴结前人我乐意，可惜巴结不上。古今中外许多人，我不是他们的徒弟，他们却是我的老师，我天天在向他们学习。仅仅因为《文涛拍案》这名号，我也要叩谢祖宗，神追先师。

谢完了师傅谢师弟，谢完了师弟找师妹。这节目至今跨四年两地两组，先深圳后北京，长期合作过、正合作的制片、编导同事们：刘彪、李涛、李蓓蓓、樊蓉、李异、张力、杨理、王皓、毕蜂、张冲。二OO四年节目复出后头一集节目录制的当夜，刘彪的孩子出生，节目难产孩子顺产；同年李涛的孩子八月二十日出生，恰在我生日的前夜。大家都说有缘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