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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的家庭一样。＇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9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也作了发言。

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反动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2页。＇　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

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就是七大的任务。

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主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也作了全面的说明。大会的文件、报告和发言，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月25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中心问题是根据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朱德首先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现在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随后，朱德又论述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胜利的关键。＇《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在报告中概括为：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基本原则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最后，朱德根据大会政治报告提出的总任务、总路线，指明了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扩大解放区，扩大人民武装，提高军事技术，准备好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中心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大会在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还规定必须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候，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团结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

（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

（2）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

（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此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在理论、思想、组织等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为谋对策，抵制联合政府，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149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予以抹杀，公然诬蔑“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

至于所谓的“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而大会期间，冯玉祥等人提出的《加强民主措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立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真正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国民党当局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一句话打入冷宫。国民党民主派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压制。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页。＇

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并，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淡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另一个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此，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的方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试图先与中共打一场“政治”战。根据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大会选出六届中央委员会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另选宋子文、翁文灏接任。

这次大会，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大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就调派10余个师兵力，进攻苏浙地区的新四军，7月，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