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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第1页）

一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1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2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3，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4，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晕船是酸性物质带来的反应。吃肉会导致酸性，喝酒也会。”史密斯先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但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看待，这是因为，在我得知他的姓氏前，他的夫人就是用这个称谓提到他的。当时货轮刚出海一个小时，我们正倚靠在栏杆上。开口时，史密斯太太猛地支了支她那线条硬朗的下巴，仿佛是在提示我，如果这条船上还有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话，那可不是她要讲到的人。她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就在那儿，史密斯先生——他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机会取胜。”之前我们一直在聊些什么，把她引到了这番话上？当时，我们正闲散地望着平坦灰暗的海面，它横躺在三海里领海界限内，好似一头慵懒冷漠却暗藏凶险的笼中困兽，只等着冲破牢笼，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威力。或许我先前向她提起了一个会弹钢琴的熟人，这可能让她的思绪跳到了杜鲁门的女儿5身上，又因此令她联想起了政治——她的政治意识比她丈夫的要强烈得多。我觉得，就做总统候选人而言，她相信自己比她丈夫更有胜算，而当我顺着她突出的下巴望去时，我心想这是挺有可能的。史密斯先生正在我们身后的甲板上踱步，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雨衣，衣领竖起，保护着他那对毛茸茸的、看起来显得蠢笨的大耳朵，一缕白发像电视机天线那样竖立在风中，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条旅行毛毯。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诗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6，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

“可是，琼斯先生……”服务员开始和他争辩。

琼斯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戴得十分整齐，外面是一套浅灰色西服，里面搭配一件带双排纽扣的背心。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电梯、办公室人群和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他的这身打扮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美狄亚”号正在阴暗凝滞的海面上游荡，在我们这艘破旧的货轮上，只有他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后来我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换过这套穿戴，甚至在船上举办音乐会的那天夜里也没有换，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手提箱里是不是根本就没装其他的衣服。他给我的感觉是，之前他收拾行李时很仓促，结果带错了制服，因为他肯定不是有意想要引人注目的。他那两撇黑色的小胡须和那双哈巴狗似的黑眼珠，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法国人——也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所以当我得知他叫琼斯时，我倒很是吃了一惊。

“是琼斯少校。”他对服务员回道，口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几乎就像他一样尴尬。一艘蒸汽货轮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要是再和旅伴结下私怨，那会让人感觉很不自在。服务员扣紧双手，义正辞严地对琼斯说：“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这间舱房是给这位绅士预订的。就是这位布朗先生。”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聚到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太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啊。我之所以取“布朗”这个单调乏味的名字，自有我的道理，可是他也有吗？我对他所处的窘境微微一笑，但琼斯身上的幽默感，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属于更简单的那种类型。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说：“先生，这个房间真是你的吗？”

“据我所知，是的。”

“先前有人告诉我这里没人住。”他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将后背对着我那只分明已经摆在房间里的大皮箱。那两张钞票消失不见了，也许是被他藏进了袖子里，因为我没看到他做出任何向口袋伸手的动作。

“他们给你的房间不好吗？”我问。

“哦，我只是更喜欢住在靠右舷的位置。”

“是啊，我也是，尤其是这趟航行。住在这里可以把舷窗打开。”此时，“美狄亚”号正朝公海深处行驶，船身开始缓缓摇荡，仿佛是在强调我说的话真实无误。

“是时候来一杯红杜松子酒了。”琼斯飞快地说。我们一起上楼，找到了那座小交谊厅，里面的黑人服务员趁着给我酒里兑水的工夫，抓住机会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也是英国公民，先生。”我留意到，他没向琼斯做出这样的声明。

交谊厅的房门旋转打开，总统候选人露面了，虽然他长了一对蠢笨的大耳朵，但他的身形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得先低下头，然后才能走进门。随后，他环顾了大厅一圈，这才站到一旁，好让他的太太能在他用手臂弯成的拱门下进屋，仿佛她是一位走在军刀下的新娘。7看那情景，他是先想让自己满意，确认这里没有不合适的同伴在场。他的双眼清澈如洗，呈现出纯净的蔚蓝色彩，几撮丑陋的灰色毛发从他的鼻孔和耳朵里探出。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一位货真价实的高贵人物，那就非史密斯先生莫属，他和琼斯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当时我费心去琢磨他们的话，我会认为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相融。

“请进来吧，”琼斯先生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法把他想成是琼斯少校），“进来咪上一口吧。”我后来发现，琼斯使用的俚语总是有点过时，就好像他是从通俗用语词典中学到它们的，但词典本身却不是最新的版本。

“请您务必包涵，”史密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我这人是不沾酒的。”

“我自己也不沾酒啊，”琼斯说，“我会喝掉它。”接着他便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话。“我是琼斯，”他补充道，“是琼斯少校。”

“很高兴认识您，少校。我叫史密斯。威廉·亚伯·史密斯。这是我夫人，这位是琼斯少校。”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这轮相互介绍中不知为何慢了半拍。

“布朗。”我迟疑地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讲一个拙劣的笑话，而他们二人都没有领会笑点所在。

“再摇下铃吧，”琼斯说，“我的好伙计。”我已经升到他的老朋友的地位上了，于是，尽管史密斯先生离服务铃更近，我还是穿过大厅，亲自去摇那个铃；毕竟，史密斯先生这会儿正忙着将旅行毛毯裹在他妻子的膝盖上，虽然大厅里已经足够暖和（也许这是在婚姻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吧）。琼斯断言道，一杯红杜松子酒是祛除晕船症状的绝佳药方，再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方法了。就在这时，为了回应琼斯的话，史密斯先生做出了他对自己信念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我这辈子都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他妻子又补了一句：“我们为这件事曾参加过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