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急不急。”我说,“不过弄不好你的公司可能要收摊。你几时回来,电话里讲不清楚的。”他说:“这么严重!好吧,我也快回去了。”
“煲有汤,我给你热一热。”岳母被吵醒了。我忙说:“不用、不用,妈,你去睡吧,把你吵醒了。”她坐到沙发上说:“我整天闲,没关系的,几时睡都行,倒是你要注意身体,天天忙这么晚,别累坏了,啊?”
我听得心里暖洋洋,望她苍白的头发,又一阵心酸。“我身子结实,没事的。你也别闷在家,多出去走走,我看叫艳艳抽个时间和你去旅游几天。”她叹息道:“难为你有这份心,我命苦,碰上艳艳她爸……现在什么我也不想,只盼你和艳艳好好过日子,我就满足了。”她流起泪来。
“你们怎么了?半夜三更还说话,是不是我爸到了?”艳艳睡意朦胧地从卧室出来。岳父早就讲要来,一直没来,反而更让我们提心吊胆。岳母应道:“小文才进家,我和他说说话。”艳艳一下清醒:“你上哪儿去了,我打电话去酒吧没见你,说!”揪住我耳朵进卧室。
3
天气好,艳艳和岳母出去散步,我吃过早餐她们没回来,拿上艳艳的车钥匙就走。这辆“佳美”车我少有机会开,星期天才能动动。儿子会走了,还能含糊不清叫我,我近来一有空就去看他。
儿子家楼下,刘卫红和陈姨带儿子在草地上嬉耍,我把车开到他们附近停下,这部车他们不认识,没注意是我,我也不声张。
早上温暖的阳光大概让儿子兴奋,他又是走又是爬,不时发出愉悦的笑声,小脸蛋红彤彤的。这情形,让我脑子十分紊乱,如此可爱的一条生命是为我所赐,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会成就感。可我又不能像别人一样拿他去炫耀,甚至不能告诉别人他的存在。他一天天长大,我高兴之余更多是害怕。
儿子玩得不想回家,刘卫红把他抱起他大哭。我从车窗伸出头,打声喇叭,他们朝我走来。儿子认出我,做出要我抱的表情,我接过他放在方向盘上,他笑得十分开心,脸上挂着泪珠。
“叫,快叫爹。”刘卫红和陈姨也坐进车里。儿子真的叫了,比前几天清晰了许多。我说:“带他坐车逛逛。”刘卫红接过他,他又哭,车一开他就停,注意力已转到窗外的景色。
“又买车了,那辆高尔夫不是好好的吗?”刘卫红问。我还没答,陈姨说:“这车比那部好,宽多了,要好几万吧?”
“几万你只能看看。”刘卫红挺识货的,“这是日本车,少说也要二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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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呀!能买房了,小乖乖,你老爹发财了,叫他把这车留给你,好不好?”儿子在他母亲腿上跳。
我听得好笑,这倒也是个问题,要好好想想,得让他母子多一点安全感。我把车开得很慢,想让儿子看得清楚些。
两头家(4)
“文革,文革。”有人叫我。后视镜里,一个穿法院制服的女人骑单车靠边,是高仕明的老婆周玉。我停下车,心跳到嗓子眼。
周玉来到车边下车,疑惑地望助手座上的刘卫红母子,要命的是儿子正在朝我不停地“爹、爹”乱叫。刘卫红笑道:“老文,你看这小子等不急叫起他老子了,火车可能也快到了吧?”我开门下车说:“来得及,讲两句话就走。”
“这小孩好可爱。”周玉还在望我儿子。我问道:“你在这干吗?”她说:“你不知道呀?我在这个区法院上班,我还想问你在这干吗呢!”我笑道:“送朋友的家属去接他。老高最近忙点什么?有好玩的别忘了我啊。”她说:“还不是瞎忙,写些没人看的书,你有什么好玩的别忘了我们才能是真的。走吧!人家接人心切,有空叫艳艳去玩。”
道完别,我把车开得飞快,谁都不说话,只有儿子咯咯笑。
4
王一州终于露面了,接到他电话我去他公司。这几天,潘大山这只疯狗又在报上骂他,还引来不少报刊的响应。盘新华和我说,有个高中生,肚子给日本人弄大,自杀未遂。我也极其愤慨。
“文先生,请到王总办公室坐一会,他开完会就来。”王一州的秘书果子向我鞠躬,我冷眼看她,恼怒她不帮我传话,用鼻子哼一声进办公室。
挑出一瓶我认为最好的法国酒打开,端杯斜躺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电视,这里居然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卫星电视。走马灯换了几十个台,主要看一些洋人报道中国的频道。
无论话题涉及政治、经济或其他,且不管有理没理,或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问题在于,关于中国的背景画面,大多千篇一律。往往美丽的山水和漂亮的高楼大厦一闪而过。然后,尽力展现贫瘠的小山村、破旧的城市街道、污染严重的环境,再配上衣服褴褛的儿童、一脸傻笑的老人。不听声音,我怎么看也认不出,这是我生活的地方。越看越感觉,这些节目是帕蒂的男朋友马歇尔做的。读书时,首次看此类电视,曾经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毕业,去拯救受苦受难的国家。如今,只想笑。我总算理解西方人了,就好像富人喜欢施舍一样,他们是为了保持那份人上人的心态,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人人过上好日子,如何显得出他们的优越?
“你的祖国被如此丑化,你有什么可说的?”王一州在我出神时进来。我点上一支烟笑说:“他们如果美化,那才是太阳从西边出了,吃饱撑着才去计较这些。”
“我在美国。”王一州停顿了一下,给自己倒酒,“几乎天天听到有人叫嚣,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帮助台湾独立、保卫台湾。看来,中国不改姓,美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美国佬都患上了‘恐红症’。”
“‘恐红症’?”我站起拿酒瓶,“我看是‘恐中症’准确一点。俄国不是不红了吗?照样没好果子吃,只不过换个理由打压罢了。地球只有一个,能够一人独霸,别人是红是黑都别想……喂!怎么扯一边去了?听着,有人要我警告你,你公司的鬼子,以为又回到三七年的南京,你再不管,他要抗日了!”
我把事情简单地讲了一下,故意措词严厉。
“他奶奶的,居然乱成这个鸟样?”王一州十分震惊,坐到办公桌打了一通电话。不一会,进来好几批人。日语听不懂,继续看电视,画面上是台湾领导人道貌岸然的嘴脸,滔滔不绝地,不知道说点什么。王一州和他的人讲话像吵架,盖过了电视的声音。
两头家(5)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呀!”王一州问完话,疑惑地看我,“有两件事可能大一点,一件是跟小姐玩虐待,小姐进了医院,我的人也受伤,可那是交易。警察拘留了我的人十六个小时,罚了款。另一件,就是你说的中学生怀孕,那女孩是有人介绍给他们的,中学生脱下校服哪分得出谁是谁?这帮兔崽子谁不找女人,据说很多人上过,现在是谁弄大的肚子也不知道。喂!你说说,这算什么鸟事?又没去强Jian。”
“这是你的问题,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是传话筒,与我无关,我完成任务了。”我也发觉事情复杂,不愿趟浑水,尤其盘新华警告过我。
王一州说:“喂!你不信我的话?好,我叫高胖子来,有些事是他去处理的。”高仕明是他公司的法律顾问。他打完电话,把我已打开的门关上,往杯里倒酒,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