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保罗在听到洛拉把她爱情的秘密告诉他时说。他邀请姐妹俩去吃晚饭。因为看到两个他所喜爱的人相爱感到非常高兴,他要了两瓶价格昂贵的葡萄酒。
“你就要和法国最大的家族之一发生关系了,”他告诉洛拉说,“你知不知道贝尔纳的父亲是谁?”
洛拉说:“当然知道!一位议员!”可是保罗说:“你根本一无所知!贝特朗·贝特朗议员是议员阿尔蒂尔·贝特朗的儿子。阿尔蒂尔对自己的姓氏非常自豪,他要他的儿子让这个姓更加发扬光大。为了他儿子的受洗名字他考虑了很久很久,最后灵机一动,干脆和他的姓一样,叫作贝特朗。对这样一个姓和名同样的姓名,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也决不会忘记!只要一说出贝特朗·贝特朗,这个名字就像欢呼和喝彩一样响彻云霄:贝特朗!贝特朗!贝特朗!贝特朗!贝特朗!贝特朗!”
在重复这些话时,保罗像祝酒一般举起他的杯子,并抑扬顿挫地吟诵着这个群众爱戴的领袖的名字。随后他喝了一口酒说:“这酒真美!”接着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奇妙地受他姓名的影响,而贝特朗·贝特朗一天有好几次听到他的名字被有节奏地重复好几次,他觉得他的一生都被这几个和谐悦耳的音节压垮了。在他没有能通过中学会考的那一天,他比他的同学们把这件事情看得更糟;就好像他双重的姓名把他的责任心也自动地加了一点。他的人尽皆知的谦逊本可以使他承受落在他身上的耻辱,可是他不能适应加在他姓名上的耻辱。他在二十岁时曾庄严地向他的姓名许诺要终生为善而奋斗;可是他很快便认识到要区别善恶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他的父亲阿尔蒂尔同大多数议员一起,对慕尼黑条约投了赞成票。他想拯救和平,和平是善,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后来有人谴责他,说他这样做是为战争铺平道路,而战争是恶,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为了避免再犯父亲的错误,儿子遵循几条基本原则。他不对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十月革命、卡斯特罗发表意见,甚至不对恐怖主义发表意见。因为他知道,在某种界线以外,谋杀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而他始终认不清这条界线在哪里。他义愤填膺地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反对毒气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希特勒消失在总理府的废墟之中感到遗憾,因为从这一天起,善恶都变成相对的了,这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所有这一切导致他献身于善最直接的、还没有被政治歪曲的那方面。他把这样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善,就是生命。’因此,反流产、反安乐死、反自杀,成了他生活的目的。”
洛拉笑着反对说:“照你这么说,他是个脓包!”
“你看,”保罗对阿涅丝说,“她已经在为情人的家庭说话了。这值得赞美,就像你们该为我挑了这瓶葡萄酒而赞美我一样!在最近一次关于安乐死的节目中,贝特朗·贝特朗坐在一个瘫痪病人的床头做节目。这个病人的舌头被切除了,又是个瞎子,他将要受无穷尽的痛苦。他坐在床沿上,向病人俯下身子,摄影机正在摄下他鼓励病人要对美好的明天抱有希望。就在他第三次说‘希望’这个同时,病人突然激动起来,发出一声像动物似的可怕而悠长的叫喊,就像是马、公牛、大象的叫声或是三种动物齐声叫喊。贝特朗·贝特朗害怕了,他讲不出话来,只是想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脸上的微笑。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位吓得发抖的议员僵硬的微笑上,同时也把他旁边一个在哀号的濒死者的脸拍下来。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对你们说的是,在挑选儿子的名字时,他真的失算了。起先他还是想把他的儿子叫作贝特朗,可是他很快便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了两个贝特朗·贝特朗,那真是太滑稽了;因为人们将永远搞不清楚他们是两个人还是四个人。可是他又不肯完全放弃在这个名字中听到他自己名字的回声的乐趣,所以他想到把贝尔纳作为他儿子的教名。唉,贝尔纳·贝特朗,它不像欢呼声和喝彩声那么响亮,而像是含糊不清的嘟囔声,最多也只不过像演员和电台广播员在学习准确流利地讲话时所做的发音练习。就像我刚才讲过的那样,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神秘地遥控着我们,而贝尔纳这个名字从摇篮时期起便注定他有朝一日要在电波中讲话。”
保罗之所以一开始讲了那么许多废话,那是因为他不敢在他小姨子面前高声讲出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洛拉和年轻的贝尔纳相差八岁,这件事使他非常高兴!保罗的确至今还在怀念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他在二十五岁时恋上的。他本来很想谈谈这件事;他本来很想对洛拉说,任何男人都应该有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的经历,这种回忆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他真想再一次举杯呼喊,“是男人生活中的一块紫水晶!”可是他放弃了这个冒失的动作,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回忆他过去的情妇。她把自己公寓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他想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他想在那儿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样的安排是保罗求之不得的,因为那时他和父亲相处并不和睦,不太想住在家里。她晚上从来不打扰他;他有空便去找她,不去看她也不必提供任何解释。她从来不强迫他陪她出去;如果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她那种态度就像一个准备为她可爱的外甥干任何事情的充满爱心的舅妈。当他结婚时,她送给他一件贵重的礼物,这件礼物成了阿涅丝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可是他不可能对洛拉说:“我很高兴我的年轻朋友爱上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她的态度会像一个准备为她可爱的外甥干任何事情的充满爱心的舅妈。”他不可能这么说,因为洛拉已经开口说道:
“最美的是,在和他待在一起时,我觉得年轻了十岁。亏得有了他,我生活中十到十五年的痛苦一下子勾销了,我总觉得好像是昨天才从瑞士来,只是刚认识他。”
洛拉的招认阻止了保罗,他没有将他的紫水晶高声喊出来;所以他把他的回忆藏在心里,只是慢慢地品尝着葡萄酒,再也听不到洛拉对他说的话了。过了一会儿以后,保罗才重新回过神来,他问道:“贝尔纳说了他父亲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洛拉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父亲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知道他们属于一个大家族,不过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对大家族的看法。”
“你不想再多知道一些吗?”
“不!”洛拉高兴地笑着说。
“你应该多知道些。贝特朗·贝特朗是贝尔纳·贝特朗关心的主要问题。”
“绝对不是!”洛拉大声说。她深信自己才是贝尔纳关心的主要问题。
“你知不知道老贝特朗曾决定让贝尔纳进入政界?”保罗问。
“不知道。”洛拉耸耸肩膀说。
“在他们的家庭里,政治生涯就像农庄一样是可以继承的。贝特朗·贝特朗确信他儿子有一天会想得到议员的权责。可是贝尔纳二十岁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大西洋上发生空难事件。一百零三名乘客失踪,其中有七个孩子和四个新闻记者。’遇到这些事情,人们把孩子作为人类特别珍贵的种类专门提出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这一次,女播音员在孩子后面还提到新闻记者,使贝尔纳突然眼前一亮。他懂得了今天的政治家只不过是些可笑的人物,他决心将来自己要当个记者。碰巧那时候我在法律系做专题,他经常去听;他就是在那时候最后和他父亲决裂的。这件事贝尔纳对你讲过吗?”
“当然讲过!”洛拉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你!”
一个黑人提着一篮鲜花走进大厅。洛拉向他做了一个手势,黑人露出他雪白的漂亮的牙齿。洛拉从篮子里拿出一束五朵快要凋谢的康乃馨,递给保罗说:“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
保罗也伸手到篮子里拿出另一束康乃馨,一面递给她一面说:“今天我们祝贺的不是我,而是你。”
“是的,今天是洛拉的节日。”阿涅丝从篮子里拿出第三束康乃馨说。
洛拉眼泪汪汪地说:“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非常高兴。”她站起来把两束花紧紧地贴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像国王一样挺立的黑人身旁。所有的黑人都像国王;这一个像在开始嫉妒苔丝德蒙娜以前的奥赛罗,洛拉像热恋着她的国王的苔丝德蒙娜。保罗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洛拉一喝醉就要唱歌:慢慢地,一种想唱歌的欲望从她身体的最深处升起,一直升到嗓子眼,这种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有好几个吃晚饭的顾客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看她。
“洛拉,”保罗轻声说,“在这个饭店里面,恐怕不会有人欣赏你的马勒!”
洛拉把两束花紧紧地压在两个乳房上,以为自己正在舞台上演歌剧;她似乎觉得手指下的乳房胀鼓鼓的,里面满是音符。可是对她来说,保罗的希望就是命令。她服从了,只是叹息着说:“我真想干些什么……”
这时候那个黑人,出于国王的机敏的本能,又从篮子底拿出最后两束挤坏了的康乃馨,用一种崇高的姿势奉献给她。
“阿涅丝,”洛拉说,“亲爱的阿涅丝,没有你,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到巴黎来;没有你,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保罗;没有保罗,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贝尔纳。”她一面说一面把她的四束花放在她姐姐面前的桌子上。
?Gustav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作品有交响曲十部和乐队伴奏的歌曲四十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