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插曲。依他看,在各种各样事件中,最糟的(根据他的诗学观点)就是插曲。插曲由于不是在它之前的事的必然结果,又不产生任何效果,游离于故事这个因果链之外。如同毫无效果的偶然事件,插曲可以省略,而不至于使故事变得不可理解;在人物的一生中,插曲留不下任何痕迹。你到地铁去会见你一生中的妻子,而在你下车的前一站,有个待在你旁边的年轻陌生女人,突然感到不适,失去知觉,倒在地上。你在前一刻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因为归根结蒂你同你一生中的妻子约会,对其他女人你都不感兴趣!),但是如今你不得不扶起她,暂时把她抱在你的怀里,等待她睁开眼睛。你把她安顿在别人刚空出来的软垫长凳上,列车正在减速,快到你要下车的那一站了,你急不可待地摆脱她,以便奔往你一生中的妻子。从这时起,你前一刻抱在怀里的那个年轻女孩被遗忘了。这是一段典型的插曲。生活就像一块垫子塞满马鬃那样充满插曲,但是诗人(依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一个制造床垫的人,他应该在故事中剔除一切垫料,虽然真正的生活也许只是由这样的垫料组成。
在歌德看来,他同贝蒂娜相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不单这个插曲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一个微乎其微的位置,而且歌德殚精竭虑要阻止这个插曲在他的生活中起到动因的作用,小心谨慎地把这个插曲置于他的传记之外。然而,插曲概念的相对性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亚里士多德没有掌握这种相对性:实际上没有人能够保证,插曲性的突发事件并不包含有朝一日苏醒、出乎意料地对一系列结果起作用的潜在力量。我说有朝一日,即使人物死去,这一天仍然会到来,贝蒂娜正是这样取得胜利的,当歌德不在人世时,她成为歌德一生不可分割的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补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任何插曲决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事件,即使最无意义的,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件冒险经历。插曲如同地雷,大半永远不会爆炸,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最不起眼的往往成为最致命的。在街上,一个少女向你迎面走来,老远就瞥你一眼,你觉得这一眼有点恍惚。她逐渐放慢步子,然后会站住:“真的是你吗?我找了你许多年呀!”她会扑到你的脖子上。这个少女正是你要去见你一生的妻子那一天、晕倒在你怀里的女子。这段时间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你在街上偶尔遇见的少女早就下决心爱上她的救命恩人,你们的偶然相遇在她看来就像命运的启示。她一天会给你打五次电话,会给你写信,她会找到你妻子,解释她爱你,她对你拥有权利,直至你生平中的妻子失去耐心,出于气愤同一个清道夫做爱,带走你的孩子,弃你而去。你的情妇其间在你的套房里掏空她的大橱里的所有衣物,你为了逃避她,会跑到大洋彼岸寻找栖身之地,你会在那里死于绝望和贫困中。如果我们的生命像古代神祇一样是永恒的,插曲的概念便失去意义,因为在无限中,一切事件,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有一天也会成为某种结果的起因,发展成故事。
他在二十七岁时同她跳舞的那个诗琴弹奏者,对鲁本斯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一个重大插曲,直至十五年后他偶尔在博尔盖塞别墅再见到她。此时,从这被遗忘的插曲中倏地产生一个小故事,但是,在鲁本斯的生平中,甚至这个故事也完全是插曲,毫无机会属于可称为他的传记的一部分。
传记是一系列事件,我们认为对我们的一生来说是重大的事件。但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呢?由于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提出一个这样简单和愚蠢的问题),凡是别人,例如让我们填写调查表的雇主认为重要的事,我们就同意是这样的:出生年月、双亲职业、文化程度、从事过的职业、相继变动的地址(可能属于共产党,在我以前的祖国要加上这一条)、结过几次婚、离过几次婚、孩子们的出生日期、成功与失败。这很可怕,但就是如此:我们学会了通过行政的或者警察局的调查表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将一个别的女人而不是我们的合法妻子纳入我们的传记,这已经是小小的反叛;惟有这个女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特殊的戏剧角色,这样的例外才能接受,鲁本斯就不能这样提到诗琴弹奏者。另外,从外表和气质来看,诗琴弹奏者跟那个插曲性的女人的形象十分相符;她是优雅的,但是小心谨慎,漂亮而不炫目,倾向于肉欲的爱情,同时又有些羞涩;她从来不透露她的私生活,使鲁本斯讨厌,但她也避免夸大她的谨言慎行,使之变成撩人心魄的秘密。这是插曲中真正的公主。
诗琴弹奏者和两个男人在巴黎的大饭店相会是富有刺激性的。当时他们是不是三个人一起做爱?我们别忘了诗琴弹奏者对鲁本斯来说变成了在“爱情之外之所爱”;以前的命令苏醒了,要她放慢事件的进程,让爱情不要太快失去性的负荷。在把她带往床上之前,他向朋友示意要他悄悄地离开房间。
做爱时,将来式再一次把他们的话变成许诺,然而永远不会付诸实现。过了一会儿,他的朋友M从他的眼前消失,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激动人心的相会是一个没有后文的插曲。鲁本斯每年见到诗琴弹奏者两三次,只要他有机会到巴黎去。后来机会不再出现,诗琴弹奏者又一次几乎从他的记忆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