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32部分（第1页）

采”。　　与白羽私交甚厚的郑证因，在人物塑造、布局谋篇等方面，学习白羽，但因文学功底不足，未能超越。郑氏特长在于发挥自己精通武术、熟悉江湖的优势，进一步光大“纸上武学”，把姚民哀的帮会、平江不肖生的佚闻，还珠楼主的想像、白羽的文采融为一炉，形成一种地道的“江湖文学”。天津方言的直接运用，是文学史上的创新尝试。新文学小说的种种技巧，到郑证因这里已经进入“守成”时期，不再新鲜也不再被特别重视，而是变成了当然的“习惯”。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来自文类本身的“绝活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证因和还珠楼主、白羽一起，为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武学”宝库。　　沦陷区武侠诸大家中，要数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幸福。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和《白马啸西风》，去掉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　　朱贞木向新文学靠拢突出表现在一些具体方面。一是抛弃传统章回体的对仗回目，改用新文学式的随意短语。二是喜用现代新名词。这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是利弊兼有的，要依作家具体才华而定。　　水涨船高，其他武侠作家也各有擅长。沦陷区武侠小说的雅化幅度是各类型中最大的，无论观念、题旨、技法、格调，都比上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内在原因除了这一代作者皆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哺育下之外，武侠小说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这使得武侠小说这一古老的叙事文类得以焕发青春，走向再一次的辉煌。    

走向多极（4）

在武侠小说衰落的南方，侦探小说填补了市场空缺。但是民国初年那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可再现。创作实践证明，侦探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惟一的舶来品，对雅化的要求是最高的。它最难取巧，最费心血；是作家全面技巧的试金石。因此大浪淘沙，几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后知趣引退。范烟桥评述道：“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居多。”《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3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到了沦陷时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在苦苦坚守，抗战胜利后才又迎来一度短暂的繁荣。而从程小青不断登载卖画广告，“敢托丹青补砚田”，以及孙了红不断生病；《万象》杂志为其募捐，可以看出程、孙二人“润笔”欠丰，侦探小说这碗饭是很难吃的。　　沦陷时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译著皆丰。上海世界书局从1941年至1946年陆续出版《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册。他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翻译美国范达痕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译菲洛·万斯），英国杞德烈斯的《圣徒奇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等世界优秀侦探小说。而他自己的创作，一是数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复，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程小青起点较高，无论作品中的现代法律精神、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叙事技巧，都在新文学面前无须低头。这使程小青敢于放言：“小说的有没有文学价值，应当就小说的本身而论，却不应把体裁或性质来限制。”《论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口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身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眼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处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感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失去了进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潮流而动。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口味，它们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备受欢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潮。而30年代开始，“硬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它们强调动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物不够生气勃勃，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牛顿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露出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风头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出地戏耍福尔摩斯、侮辱华生，处处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摩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性强，“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复杂性，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　　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见《万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出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出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出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邦，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流倜傥，身兼侠、盗二职，藐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感’，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在《紫色游泳衣》、《囤鱼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时代动荡”的隐喻。鲁平属于“硬汉派侦探”，他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存秩序的嘲弄与否定，与新文学小说中的讽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渊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纯正的古典特色，而孙了红更多地汲取西方现代派营养。曾有论者指出孙了红受后期浪漫派影响，并运用大量意识流手法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此论有些夸张，孙了红的那些心理描摹还算不上真正的“意识流”，逻辑性很清晰，并且是叙事者站在人物心灵之外的描摹，但的确有新感觉派的影子。孙了红的叙事语言自由明快，经常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召唤叙述接收者加入，缩短阅读距离。他的情节更加紧张扑朔，结构因具体案件而设，而不是经典的“发案—侦查—歧途—破案—总结”五部曲。从人物、布局，到情调、文体，孙了红之作都显示出卓而不群的个性化，已经是现代色彩很浓的侦探小说了。　　从程小青、孙了红的作品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侦探小说的雅化，同时又伴随着俗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侦探小说在西方虽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国后却属于自视清高的“洋玩意儿”，一旦读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鲜劲儿一过，它便产生了一个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所以，侦探小说一方面增强时代性，贴近本民族现实生活，提高叙事技巧，另一方面则放下“通俗科学教科书”程小青语。的架子，增强趣味和刺激。这两方面的同时努力，才使它得以适应中国现代社会。　　滑稽小说不是得名于题材，乃是得名于文风。无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宫闱、神怪、掌故，只要以滑稽文风统帅全篇，便为滑稽小说，因此形式最为自由，既容易灵活吸收和运用新思想新方法，也容易漫不经心，不思进取。故而滑稽小说既有不少优秀之作，也有大量浅薄无聊的廉价笑料。沦陷区滑稽小说的最高水平可以北方耿小的和南方徐卓呆为代表。　　耿小的（1907—1994）是华北沦陷区多产作家之冠，题材多样，共有三十余部。早年曾致力于新文学，故后来成为通俗作家后，眼界较高，眼光亦敏。欣赏老舍和林语堂，许多作品能达到老舍《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水平，但赶不上《二马》，更及不上《离婚》。耿小的1940年发表《论幽默》和《讽刺与滑稽》二文《三六九画报》4卷1期、12期。，详细探讨了这三个概念的异同，认为幽默是讽刺和滑稽结合的产物，最为推崇。但他的创作实绩不是偏于讥刺便是偏于油滑，总之充满了北京市井社会的气息。耿小的似乎力图借助“滑稽”这一通俗手段将新文学的精髓输送给市民。他广泛批判各种不良风气和社会黑暗，探讨大量人生“问题”，多方尝试改良章回体。他说：“打倒章回体小说，非从章回体里面工作不可。”《三六九画报》12卷3期。但是由于他太重视靠近读者，试验往往半途而废。例如《水中缘》采用第一人称，然而读者不买账，劝他迷途知返，甚至认为小说讲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结果耿小的只好“浪子回头”。他比较成功的作品一般都能看出高雅文学的影响。如《滑稽侠客》写两个武侠小说迷弃学出游，求仙访道，一路出尽洋相，最后被遣送回京，完全是摹仿《唐·吉诃德》的格局和人物配置，主题思想也是新文学的反武侠精神。1942年的《云山雾沼》写孙悟空师兄弟三人下界到1941年的尘世，遇到绑匪、扶乩等种种怪事，对现实生活大加针砭，深得各界好评。其实这正是新文学所倡导的“故事新编”法，如果比较一下新文学大为赞赏的张恨水发表于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八十一梦》，其中第七十二梦题目是“我是孙悟空”，就会发现二者何其相似乃尔。1940年的《时代群英》主人公高始觉生财有道，教几个小孩念书，同时开一个“高纪小铺”，强迫学生和家长多买小铺里的百货，另外兼给人批八字、写信件等，还加入道德会，募捐私分。这不是老舍《老张的哲学》主人公的再世么？鲁迅说自己挤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则是饱吸了新文学的｜乳汁，才能够产出那么多的草。当然，有稻草也有芳草。　　徐卓呆（1883—1961）是中国现代体育和新剧的创始人之一。“在他一生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徐傅霖时期，是体育家、教育家、童话作家；第二是徐半梅时期，是新剧家；第三是徐卓呆时期，是小说家。”范烟桥《徐卓呆的滑稽史》，载《半月》四卷12期。徐卓呆擅写短篇，因为他认识到“小说是描写人生片断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终，又无需装头装脚”《小说无题录》，《小说世界》1卷7期。。他的短篇，灵活多变，善于捕捉司空见惯的平凡事件，以小见大，“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严芙孙《徐卓呆》，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42。。所刻画的小人物不时有契诃夫的味道。沦陷时期，他的代表作《李阿毛外传》，完全可视为纸上的卓别林电影赵苕狂誉徐为“小说界的卓别麟”，见《红玫瑰》5卷9期《花前小语》。。“在民不聊生的重轭下，作者所写的是超常规的求生之道。铁蹄下的市民们似乎已无法用自己的勤劳赖以维持生计，作者只能用马浪荡的狡智来博取苦恼人们的苦笑。这些笑料并非教唆人们去施行骗术，因此在夸张中加上了浓重的荒诞成分，……但他毕竟源于生活，忠于写实。”范伯群《东方卓别林、滑稽小说名家——徐卓呆》，“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之六，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徐卓呆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比予且等人还要接近新文艺，只是他死死抱定“趣味”，在每一个字眼中找笑料，整个生活都是滑稽化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应该与新文艺工作者为伍”刘扬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P260，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而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只因这位通俗大家“具有新文艺色彩”便不予专论（仅在56页有百字简介）。滑稽小说至徐卓呆，实已超越了讽刺、谴责小说的美学境界，而带有若干黑色幽默气息，倘能继续与新文学交流，必会更放异彩。　　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亦与时俱进，不再赘述。抗战时期，从国统区的张恨水，到沦陷区的“三山五岳”各路通俗小说，经历着一个复杂错综而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这预示着雅俗格局在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    

现实主义之误读

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我们常常怀着这样的信念去理解马列文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辛苦遭逢。于是我们常常指责论敌离经叛道或者是胶柱鼓瑟，于是常常要正本清源，辨明嫡庶，仿佛非如此就不能够保证它的纯洁性和延续力。殊不知再好的经，从来都是要误读的，谁也无法逃避“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命运。误读无罪，研究者的任务不在于拨乱反正，而是应该将计就计，把误读当作一种既存的现象，那现象背后之物才是我们的标的。即以马列文论中现实主义文艺问题这一支脉来讲，考察它的误读史，必将会给现实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成果。　　讲到现实主义，不论强调它是一个文学思潮，还是一种创作方法，都免不了要一再指出它的三大性征，即真实性、典型性、客观性。人们围绕着它们的定义、具体内涵争论不休。到底什么是真实？怎样才算典型？客观性究竟有无？这些争论本身已经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实际上重大的理论问题很少能够通过争论来真正地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批判的武器”抵不上“武器的批判”。争论的意义主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