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在卡文葛大楼六楼的窝里,我开始玩每日例行的“双杀”(1),对付早晨送来的邮件,从信箱到办公桌再到垃圾箱,“廷克传给埃弗斯再传给钱斯”。我在办公桌上腾出一块地方,展开复印件。我把它卷起来是怕弄出折痕。
我又读了一遍。信写得详尽合理,足以使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读者满意。艾琳·韦德出于一时忌妒,杀了特里的妻子,后来又蓄意安排,等待机会,杀了罗杰·韦德,因为她确信他已经知晓内情。那晚在罗杰房间里手枪走火、子弹打进天花板的事也是有意安排的。无从回答且将永远没有答案的是为什么罗杰·韦德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由着她得手。他一定已经明白结局会是什么样。所以他毫不在乎地损毁自己。操纵语言是他的本行,他的语言几乎无所不及,唯独对此事片言不留。
最近一次开的杜冷丁还剩四十六片,我打算把它们全吞下去,然后上床躺下。房门锁着。只消短短一段时间,我便救不过来了。霍华德,我希望你明白,我面对着死亡写下这些,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我没有遗憾——也许除了没能趁他们在一起时把他们同时杀掉。对那个别人叫他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保罗,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他是那个我曾爱过、嫁过的男人的空皮囊。那天下午是唯一一次,我见到了战后回来的他——起初我没认出他来,后来我认出来了,而他立即就认出了我。他应当在挪威的皑皑白雪里英年早逝,我那献给死神的恋人。他回来了,与赌徒为友,为富娼之夫,成了个受宠而堕落的男人,或许之前还干过坑蒙拐骗的勾当。时间使一切都变得低劣平庸,满目疮痍,皱纹累累。人生的悲剧,霍华德,并非英年早逝,而是日益老去且日益下贱。我不会步此后尘。别了,霍华德。
我将复印件收进办公桌抽屉里,锁上。午餐时间到了,但我没胃口。我从抽屉深处拿出一瓶特地留在办公室的酒,喝了一大口,然后从桌边的挂钩上取下电话簿,查找《新闻报》的号码,拨了号,告诉接电话的女孩,我要找朗尼·摩根。
“摩根先生要四点左右才会回来。你可以打去市政厅新闻发布室看看。”
我打了过去,找到了他。他倒是很清楚地记得我。“我听说你很忙啊。”
“如果你感兴趣,我有东西给你。不过我想你不会感兴趣。”
“是吗?譬如……”
“一份两起杀人案的自白书复印件。”
“你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他想知道详情,但我不愿在电话里跟他讲。他说他不跑警事新闻。我说不管怎样他仍然是城中唯一一家独立报纸的记者。他还想争辩。
“这玩意儿你从哪里弄来的?我怎么知道它值不值得我花时间?”
“正本在地区检察官手里。他们不会发布出去,因为会揭开两件已经封档的案子。”
“我再给你打过去,要先请示一下上司。”
我们挂断了电话。我去便利店买了一份鸡肉色拉三明治,喝了点咖啡。咖啡太浓,三明治太油腻,像是从旧衬衫上扯下来的玩意儿。只要是烤出来的、用两根牙签串起来、边上露出莴苣叶子的东西,美国人一概来者不拒,莴苣叶子稍微烂点就更好了。
三点半左右,朗尼·摩根来见我。他还是那晚从监狱送我回家时那样,瘦得像根电线似的,疲疲沓沓,面无表情。他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舍曼先生——就是总编辑——说我可以跟你接触接触,看看你手上有什么。”
“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不然不能公开发表。”我打开办公桌抽屉,将复印件递给他。他飞快地将四页纸扫了一遍,开始细读起来。他看上去相当兴奋——就好像寒酸的葬礼上的殡葬承办人。
“给我电话。”
我将电话机推过去。他拨了号,等了一会儿,说:“我是摩根,我要和舍曼先生说话。”他又等了一会儿,电话转到另一个女人那里,最后才找到总编,他要总编用另外一部电话打回来。
他挂上听筒,坐在那里,将电话搁在大腿上,食指摁住按钮。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拿起听筒凑近耳朵。
“是我,舍曼先生。”
他将纸上的内容逐字逐句念了一遍,念完后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等一下,先生。”他放下听筒,从桌子那边望过来。“他想知道这份东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我伸手过去,从他面前收回了那份复印件。“告诉他,我是怎么弄到手的不用他管。从哪里来的另当别论。看看复印件背后的印章就知道了。”
“舍曼先生,看上去这是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办公室的官方文件。我想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鉴别它的可靠程度。还有,这是有代价的。”
他听了一会儿,开口说道:“是的,先生。就在这儿。”他将电话从桌子那边推过来。“想跟你说几句。”
一个居高临下的粗鲁的声音。“马洛先生,你开什么条件?记住,本报是洛杉矶唯一一家还会考虑触及这个事件的报纸。”
“伦诺克斯一案,贵报并没作多少报道,舍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