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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使者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尊重老年人,准许他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七国起兵晁错丧(3)

刘濞没想到刘恒这么好,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征发戍边,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像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像周朝的 “厉王” 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七国起兵晁错丧(4)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七国起兵晁错丧(5)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能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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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起兵晁错丧(6)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自己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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