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吧?”周也明笑了:
“其实,这句话是钱老在55年时,与陈赓同志的一场对话。
我在电话里专门就此事采访时,钱老便笑呵呵的对我说:
当时陈赓同志专程从燕京赶回了哈尔滨来接见我,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我听后回答说:中国人怎么不行啊!”
“然后就给伱录下了?”
“我这可是经过钱老允许的。”
这一会,古铮铮多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够亲自去采访功勋高层:“你们可真牛!”
“那是,”周也明:
“当时我看见江山交上来的剧本时,第一个感觉便是,无论如何也要一丝折扣不打的完成这部作品。
知道我当时费了多少功夫吗?
亲自下场联系演员联系服装道具,布置现场布控灯光……
好在江山和扶林都是干事的人,才令这场戏完成的如此漂亮。”
要说周台长这次还真得很给力,为了在最短的时间给剧组找来大量的专业演员。
破天荒的以央视的名义在艺校、剧团内张贴了招募令。
一句“为国庆献礼”,令从不允许学生接戏的中戏,也只能暂时闭眼。
“那一大的召开日期你们又是怎么确定的?”古铮铮对这事特好奇。
“你去找一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的第一期,”
周也明道:“那上面有一篇文章《一大的召开日期和人数的考证》。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人家为这事已经忙了很多年了。”
中国在2、30年代的纪录十分混乱。
“一大”中能一直坚持到底的同志只有两位。
但对于“一大”究竟是哪天召开的事?他们也表示记不清了。
之后因为只能确定一个笼统的时间7月份,便将7月1日定为了党的生日。
说来也巧,等时间来到1980年时。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一位党史专家,在一月份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通过多年的资料收集,最后在苏联的一份报告中找到了这样一行记载:
——从7月23日开始,中共一大召开了。
另外在此之前,燕京革命博物馆的管理员李俊臣,在查找到一份1921年的《新青年》报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当年陈公博还没叛变时,在《新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细心的李俊臣,在这篇游记中发现了隐藏的秘密。
陈公博在游记中写到:7月14日启程赴上海参加了一个学社,并在那里遇见了两位外国朋友。
李俊臣推断,这里面说的“上海学社”应该就是“一大”。
而那两位外国朋友,对应的就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按这篇游记记录的日期,会面的时间正好就是7月23日。
可惜的是,无论是革命博物馆的李俊杰,还是今年《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