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拔下别在床单上的针头,收起输液管和空瓶。尽管这不是一个输液针头而是缝被子的大针,别在床单上会让我联想起奶奶。我问:“你好点吗?”“好多了。”他说,“你不回家?”“打过电话说我有事不会去了。”“你冷吗?”他又问。我装做若无其事:“这个,无所谓…”话音未落就打了个喷嚏。他说:“这儿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我也冷,不如合理利用资源吧。”“啊?”我愣了一下,开始没明白过来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怎么?我床上细菌太多?你不是已经给我擦酒精消毒了吗?”“啊,那个,那是为了降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他不会记得当时的事。
当然最后我没有拒绝他的合理化建议。多年住寝室的经验告诉我所谓单人床――即使是学校寝室那种特别小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睡2…3个中等身材的人,更不用说他的单人床比学校的要大一些,而且他很瘦。他也没有多余的枕头,所以我们只能睡一头,合盖被子和毯子。我穿着衬衣和棉毛裤挨着他,虽然房间里冷得象冰窟,到底有两个人的体温相互扶持,感到温暖了许多。被子里一股酒精的味道,混合着棕色合剂的甘草味,他身上总是有的淡淡的香气,依稀还有阳光的气息。
“忘记今天我说过的话吧。原谅我吧,泰雅,”关上灯,我默默地想,“都是因为我爱你。我不会再伤害你。”
不知怎么的我躺在温暖的床上反而睡不着。窗帘透出街灯的淡黄|色柔光,偶尔可以听到汽车路过声和晚归的夜行人的脚步声。泰雅轻声问:“还没睡?”“你怎么知道?”“听上去和刚才不一样。”我一阵羞愧:“刚才在椅子上睡觉时打呼噜了吧?”他说:“我听呼吸就知道是不是睡着了。”我说:“你是有经验。”
该死!!
5分钟以前我还在暗暗发誓不再伤害他,现在却又揭他的伤疤!
“我…我是说…”我笨拙地试图挽回刚才说的话。但泰雅打断我问道:“后来那个是什么?象在北极洗阳光浴。”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晶晶亮,透心凉。”我给逗笑了:“还没人这么形容过消炎痛栓呢。”“什么?”他不解。我向他解释栓剂的主要成份和使用方法,小心没有提及我无意中的发现。
他说:“哦,那个也可以做止痛药是不是?”
“是,不过一般人都是口服,非常严重的又够不上用麻醉剂的才用这种。”
“好象我以前也用过,不过那日本医生连这是什么药都不肯告诉我。”
啊,原来他真的去过日本。我小心发问,希望能从他嘴里慢慢套出他的过去,省得我费心费力再胡思乱想东猜西猜。“你为什么用这个?”
“治肚子痛。都说日本的看胃肠病的很发达,看病也很贵,但是看了几次,都诊不出是什么病,吃过各种药都不见好,最后医生答复我说直接吃止痛药算了。可是吃下止痛药也没什么用,一个医生就开了这个。虽然用了好一点,我怕会是要上瘾的药,问了医生几次他们都不肯说,后来就不敢再用。”
“你怎么会得上这病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真要知道?”
“是!”我迫切的声音又干又紧,象我激动的心跳一样短促。我既不想保留警察硬塞给我的道德气十足的观点,又害怕听到自己无法接受的“真实”体验。他幽幽地说:“警察也找过你吧?他们告诉你那么多,倒没说起我的病?”我愧疚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开口的时候,他慢慢地说:“由别人说了让你胡思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你可听仔细了,我不会说第二遍。”
这一夜他说了很多,其中只有因为嘴里破溃的地方过于疼痛停过几次。也许他一生都不曾一下子说那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事。如果他那么坦率地告诉警察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为什么做这些,警察还会死逼他吗?也许警察认准了什么就不会放,无论究竟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对于警察来说,不是正确的,必然是错误的。不是对社会有益的,必然是有害的。
泰雅14岁时陪堂妹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小荧星”艺术团,录取比例达1:500。堂妹没有考取,招生的老师却对泰雅有兴趣。虽然因为年龄偏大家境又贫寒,最终没有去成,他开始喜欢歌舞,常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港台歌星的舞步,因为不知道有“对口形”的方法,刻苦锻炼身体期望能够边唱边跳。中学和区少年宫里也有舞蹈团,但对于一个到了17岁身高还只有1米55的男孩来说,机会实在太少。少年的明星梦自然被沉重的学业压到最低限度。但希望就象墙缝里的树种,总会探头张望大千世界。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泰雅开始象春天的竹林里最后一棵钻出地面的笋一样飞速生长。那时听说广州一个台湾人投资的演艺公司在本地招考年轻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如果培训后成绩优良可以去台湾发展。负责登记的人误把他的年龄写成15岁,他正在变声的嗓子使招生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在同去的同学中他是唯一被录取的。他觉察到年龄可能是他被录取的关键原因,就托辞证件遗失,招生人也没有深究。
经过激烈争吵,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孤独伤心的父亲,背着一个牛仔包跟经纪人去了广州。经过一些训练,取了“丰城俊”的艺名,和另外5个来自广东、福建的14…16岁的男孩组成“青苹果”乐队。然而明星之路比预想的要艰难许多,虽然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梦想努力了2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为综艺节目或港台歌星的演唱会伴舞,一直没能出唱片。台湾的老板也迟迟没有露面。开始有人觉得上当了,队员们陆续离开了乐队。他抱着一线希望留在经纪人身边。最艰难的时候挨街在酒家表演,睡在酒家厨房的阁楼里。广州的夏天非常闷热,厨房的阁楼里温度达到40度,如同每日洗桑拿。有一天他睡觉时感觉凉爽,醒来发现腿上缠着一条蛇。重获自由大概使蛇心情非常好,居然和他相安无事地同床共眠。
也许是上天怜悯(或者说是魔鬼诅咒)台湾老板终于出现了,一眼相中这时已经出落得目若朗星眉如弯月身材修长的泰雅,原意送他去台湾继续发展。因为他离家在外没有身份证,经纪人重新给他办了一套证件,在泰国转了一圈,通过若干种方法,最终把他弄到台湾。证件上他的年龄还是15岁,他就这样被安排进一个叫“美少年梦工厂”的演艺公司,成了“反斗组”最“年轻”的队员。
演艺公司按照日本的事务所制度管理,无论演出与否出票情况如何都有工资可拿,当然数量十分有限,艺员的生活则完全军营化。在不演出的日子里,每天早早起床跑步,健身,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