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鹌鹑蛋越下越多,刚开始刘永好跟着二哥刘永行跑市场,沿街叫卖。随后他在成都市青石桥菜场租了个门面,每天起早贪黑地在那里搞批发。那段时间,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守摊点,到了很晚才能回到家里,一天两头黑。随着鹌鹑蛋生意越做越大,青石桥门市搬到了城里最大的集贸市场东风市场开了一家店,每天店里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近的销往重庆、西安,远的是新疆、北京,还有老外的订单。
刘永好的鹌鹑越养越多,需要的鹌鹑饲料越来越多。当时新津县粮食局有一个饲料工厂,但它生产的是鸡饲料,而且是计划生产,凭票才能买到的。当时的粮食也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玉米等粮食。当地农民因为养鸡有指标,可以领到饲料票,刘永好不是当地的农民,没有饲料票,只能到农村去收购农民的饲料票,因为有些农民用不完。但是用饲料票买到的是鸡饲料,鸡饲料养鹌鹑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在买了鸡饲料后,就研究怎样让鸡饲料变成鹌鹑饲料。慢慢就学会了加氨基酸、蛋氨酸、氖氨酸,学会了加鱼粉,学会了加一些蚕蛹,又学会了一些动物营养的配方。
鹌鹑饲料就这样大批量地做成了。后来有些农民将富裕的粮食私下卖了,私下卖的粮食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一点。刘永好常到市场上去买这种“议价”的玉米原料,生产鸡饲料、鹌鹑饲料。同时因为四川是养猪大省,有很多人养猪,他们自己也养猪,所以也生产一部分猪饲料。
那时候,为了减少成本和损失,各有所长的刘家四兄弟发挥各自的特长,开始搞科研,他们很快便摸索出一套用计算机配料选种的方法,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对此,三哥陈育新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四兄弟的知识面加起来,比较宽,做农业有时就要有工业的思维,用其他思维去做,所以我们优势一下就迸发出了,就是全国都很难找,不只四川。”
一、餐桌上发现的商机(2)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达到年产鹌鹑15万只的规模,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我们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我们已经把鹌鹑养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规模。在我们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13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
2。一业旺,百业兴
从事鹌鹑养殖业后,刘永好兄弟结合鹌鹑不同阶段对饲料营养的不同需要,对各种原料、药品、添加剂作认真分析,积累养殖经验。他们常常深夜还在查资料计算数据、设计配方,然后把这些配方拿到厂里做对比实验,研制出了鹌鹑系列饲料。随着鹌鹑业的发展,鹌鹑饲料供不应求,这一市场需求促使他们增办了一个饲料加工厂。
1986年春节前后,养鹌鹑热浪汹涌,购饲料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排队买饲料的人群足有好几百米长,有时甚至还需要托人“找关系”、“开后门”。有一天甚至还把厂里的大门和围墙都挤倒了,后来只好请公安局出动维持秩序。二哥刘永行的妻子郑彦初(化名燕子)在《我与永行》中,对当时买鹌鹑饲料的火暴场景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找到生产车间张主任哭,说家里的鹌鹑快饿死了,自己已排了一天队,已经站不住了,可要轮到自己还早呢!车间主任心酸了,找到永行。永行看见年迈体弱的老大爷为买饲料受这样的苦,心里的滋味并不比他当初卖小鸡时好受,破例为老大爷开了“后门”。
别人让给了我(燕子)一张购饲料的票,因为我弟弟也喂有鹌鹑。正在称料时,永行看见了,很惊奇我没有排队居然手里有票,立即阻止工人称料给我,称好的饲料也给倒掉了。我气得一路哭着回家。晚上他回到家里,我气愤地对他说:“我家里的人需要饲料,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开过一次‘后门’,今天的票是别人让给我的,哪一个人有你这么认真!你这样做哪一个人说你好?”
他说:“奇怪!我做我的事,我管人家说我好不好!‘后门’不堵好,外面站队的人就要多站几天。说不定根本就轮不到!今天那个老大爷实在太可怜了我才破例让他先买。每天有多少老年人在排队你知道吗?只要没有人开‘后门’,人人都有希望买到。你要为家里人买,你也去排队,我是厂长,你要带好头!”
“天天都挤那么多人,排那么长的队,你让我咋去排?”
“你就排不得啦?几十岁的老人都在排队。你可以凭关系,人家没有关系的人咋个办?”
“我家的亲戚说你六亲不认!”
“他们要把这种行动看成六亲不认,我也只好六亲不认了!我不认他们,他们也可以不认我嘛!”
“自家办的饲料厂连我都买不到饲料,真是怪了!这是天下奇闻!我看你是标准的‘假正经’!”
那时候,鹌鹑饲养在整个新津县城里狂热地发展起来。教师没有心思上课,医生上班也在与病人讨论鹌鹑。城里人几乎家家都搞起了养殖业,刘氏兄弟成了成都地区最大的鹌鹑养殖户。附近地区的养殖户的鹌鹑苗都是从他们这里进的。 。 想看书来
一、餐桌上发现的商机(3)
鹌鹑的繁殖周期确实太短了,而鹌鹑市场的发展又确实太快了,一时间新津县城都变成了一个“鹌鹑王国”。当时人们车上拉的、手上拿的,几乎全是鹌鹑用具,拉纸箱的、运饲料的、卖煤油灯的、卖罐头玻璃瓶的,人们几乎全部都在为下“金蛋的鸟”忙碌。真是一业旺,百业兴,城里也突然出现了许多有关鹌鹑养殖的专业市场,纸箱业、竹编业得到迅速发展,连杂货行也沾了光。这是全县人民最难忘的一年,也是四兄弟最忙碌的一年。这一年,村民都富裕了,草房换成了新楼房。
鹌鹑的生意太好了,好得让人发愁,因为鹌鹑养殖户越来越多,市场就迅速冲向了饱和。刘永好粗略算了一笔账,他们从7分钱一个蛋开始做起,从配方、技术、养殖方面入手,使得成本降低到两分钱。当时他们养种鹌鹑15万只,孵化率是90%,只需要十几天,鹌鹑孵出后就在市场上卖5毛钱一只,还供不应求。鹌鹑越养越多,也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养鹌鹑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下一步将会呈几何数的增长,可是大家都在养鹌鹑、卖鹌鹑,谁来购买这高价鹌鹑呢?谁又能吃得了多少鹌鹑呢?当时他们的生意最好的时候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天坐在家里等着生意上门,每天净挣两万元。这在当时来说,可真算是不小的收入,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有时可能3万、4万。市场超常发展,刘氏兄弟对鹌鹑饲料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深感忧虑。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话,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市场无序发展必然带来恶果,鹌鹑养殖业必然会滑坡,遭受损失的就是农民。由于当时的县委书记宣传过他们几兄弟,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县委书记和刘氏兄弟的名字,一旦鹌鹑市场崩盘,人们手里的鹌鹑卖不出去,听到的不会再是因养鹌鹑而修起楼房的人们的感激,相反,会听到因无计划发展赶上风潮而亏损的人们的怨声载道,鹌鹑饲料市场也会随之而萎缩。他们意识到必须给人们降降温才行,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经过商量后,他们写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说现在鹌鹑养殖太多了,不能盲目地发展,盲目地发展一定会烂市。希望能提醒人们注意。可是,人们看了告示后并没有“醒”过来,于是他们只好把15万只鹌鹑统统杀掉,带头不再养鹌鹑了。尽管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保证了他们在农民兄弟心目中的信誉,为下一步在农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同时,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将鹌鹑饲料厂转产其他高档饲料。
3。希望牌饲料VS正大牌饲料
生产饲料需要买氨基酸,而氨基酸只有南部沿海城市深圳有,刘永好每年都必须出差到深圳购买氨基酸。
1988年的一天,刘永好从深圳购买饲料回来,在途经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发现,在一个公司的门市部门前,排着长长的队。刘永好出于好奇,连忙上前打听道:“老乡,卖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