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叛变的价钱。”我解释说,“泰勒先生认为我的祖国就值这个数目。”
我把我会见泰勒的情况详细地对他讲了一遍,把名单也给他看了,并且说明了杀害布莱克的秘密。
“不错,这是一次大可注意的谈话。”热列兹诺夫沉思默想地说,“如今很多东西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拖延不开辟第二战场以及德国人从哪里弄到的石油……”
他要我把钮扣给他看一下。他在手掌上放了一会儿,就小心地又把它还给我了。
“要好好保存,它也许会有用的。”他建议说,接着又好象是在问自己,“我很想知道我们国内是否还有这样的钮扣……”
然后他就俯身去看布莱克的那份名单。
“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离柏林还那样远,可是他们已经在考虑下一次战争了。”他继续自言自话地盘算道,“这是一种有着长远打算的阴谋,相当长远的……”
他小心地把这份珍贵的名单卷成了细筒,又把它藏到原来那个地方了。
“我想,”他说,“在秘密战争中这二十六个人实在是不小的力量。”
“目前这还只是一个名单。”我说,“现在还没有掌握解开它的钥匙。”
“可是他们不是要派一个人到你这儿来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我们绝不会达不到目的!”
“也许这部是假名?也许写这份名单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吧?”
“很对,都是可能的!”热列兹诺夫笑了,“但是,布莱克却为它付出了性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务须着手进行工作,如今已经有了可以考虑的问题了,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两天,马尔塔说有人找我。
我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有陌生人来找,于是就急忙出去迎他。
我们探询地互相瞧了瞧。
“是贝尔金先生吗?”这位来访者问我。
“正是。”我很客气地点了点头,“请问您是谁?”
这位来访者用他那两只发红而呆滞的眼睛看了看我:“阿尔诺里德·阿卓尔斯,愿为您效劳。”
“请把大衣脱掉吧。”我说,“请到书房去坐。”
我们走进了书房。
阿卓尔斯不慌不忙地坐到沙发椅上,停了一会儿,就伸手从上衣的里兜里取出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琉璃草。他瞧瞧那张画,瞧瞧我,然后又瞧了瞧花儿,就把它放到桌上,又用手掌把它盖了起来。
阿卓尔斯没有先开口讲话。
“有何见教?”我很客气地说。
“请您告诉我,您有马吗?”他突然问道,“有拉车的马吗?”
“没有。”我回答说。
“有骑的马吗?”
“没有。”我说,“我有汽车。”
“大概您有奶牛吧?”阿卓尔斯问道。
“也没有。”我说。
“这可不太好。”阿卓尔斯说,“喝自己的牛奶总是好些的。”
“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我说,“不过,您可知道,眼下我还没有弄到。”
阿卓尔斯又瞧了瞧琉璃草,然后又把视线转向了我。
“可是,您不养猪吗?”
“不养。”我说。
“这也不太好。”他说,“谁家都常有残羹剩饭,家做的火腿香的多。”
“好的,如果您认为这必要的话,”我说,“我就设法养一个猪吧。”
“您没有狗吗?”阿卓尔斯问道,“您不打猎吗?”
“猎是打的,”我说,“但是我没有狗。”
“真可惜。”阿卓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