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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和“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这是穷富两大阵营的辩论基调。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一般人普遍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强调了平等又会影响效率。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

比如美国，比尔？盖茨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与一般劳动者几万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差距何其巨大！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相反，苏联时代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远远要小于美国，社会制度却发生了解体。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财富差异也是正常的。

要让西施和东施获得同样的注目，这种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费了西施的资本，助长了东施的个人膨胀，还强暴了男士的选择自由。将“公平”在“公众平均”这个意义上使用，是一种认识的过错。

其实，穷人的愤怒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机会。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凭个人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那对更多的没有这种机会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绝对的。一件事如果只追求结果的公平，必然导致平均主义，那对经济效益的损害就太大了。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会努力去干呢？唯有规则的公平才能保证竞争中机会的平等。体育比赛中运动员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然而规则公平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能力不一样，竞争就有输有赢，就不可能平均。而结果不公平反过来又可能导致起点不公平，富家子弟与贫苦孩子就因为不同的家庭背景，因为上一代人竞争的胜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人生起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姑且叫做禀赋吧，比如家族、健康、聪明等。每个人禀赋是不同的，因此起点公平几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们所需要的公平只能是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

机会不公，表现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个社会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但是如果这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险。穷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齐，他们更需要公平竞争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

自由市场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挑选商品，自由协商价格，似乎很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得到好处的只是精明强悍者，对老实人来说就是不公平。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经济。虽然穷人也有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自由，但如果资本家利用有利条件压低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自由，那穷人只能处于不利地位。穷人要吃饭，他只有劳力资本，他不出卖劳动是不可能的。

自由是一个美妙的词，但是自由也是一柄双刃剑，是有杀伤力的。各个领域都一样，越下层的人，自由对他越没好处。

动物园里的动物，关得久了，已经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放它出去，它还不知所措，你给它自由，反而等于杀它。

每个人的竞争能力不一样，完全的自由只能让少部分人得到好处。让强者和弱者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必然是强者轻松胜出，弱者累得吐血。让不同的人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本身就是向强者倾斜。就像龟兔赛跑，只要兔子本身不出事，结果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哪怕裁判绝对公正，双方的实力已经决定了胜负，毫无倾斜的公正，实际上让天平更加合理地倒向强者一方。很多貌似公平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弱者的强暴。遗憾的是，弱者还在欢呼。

真正应该欢呼的是富人，有自由竞争，他们才有了致富的机会。正因为此，富人挨骂，才是应该的，因为他只看见了规则的公平，没有看见规则的不公平，只强调了自己的优秀，没有强调穷人的牺牲。

世上哪有什么公平，公平都是相对的。富人不管是怎么富的，都亏欠了社会，不回报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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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公平对穷人有利

富人只看见了规则的公平，没有看见规则的不公平；只强调了自己的优秀，没有强调穷人的牺牲。让弱者和强者在同一跑道上赛跑，必然是强者轻松胜出，弱者累得吐血。很多貌似公平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弱者的强暴。遗憾的是，弱者还在欢呼。

长颈鹿欢迎比身高，胖大象却主张拼体重；羚羊说，咱们来比速度吧，乌龟却要比谁最后一个见阎王。人类大抵也是如此，众口难调，莫衷一是。从《　拿破仑法典　》那阵开始，天下讲的就是有钱人的自由和公平，社会就是“只以财富论英雄”的社会。穷人不能跟富人掰手腕，又不能把自由规则的盘子统统打翻。所以，穷人只能跟穷人比谁的虱子大，谁的补丁多。富人与富人之间比的则是谁的房子大，谁的车子贵，谁的老婆多，谁的模样更青春。

富人却仍然不满意，他们还想把“有钱就有理”的规则彻底普及，他们想一劳永逸，永绝后患，一个劲吆喝要自由、要公平。新兴的富人主张马上拆除地方保护主义栅栏，打破国际贸易壁垒。因为他们的技术、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思维都是咄咄逼人的，需要的是纵横捭阖、弱肉强食、自由分割地盘的自由和公平。老态龙钟的富人则誓死捍卫既得的市场和利润，歇斯底里叫嚣强强联合，竭力要求对新兴阶级联合狙击封杀的自由和公平。因此，自由竞争和自由垄断，自由贸易和自由封锁，至今还是地球上的富人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自由主义。

作为泥巴的穷人也在喊自由和公平，但却是穷人与穷人之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出卖劳动力和智力优先权的自由和公平罢了。如何突出自己的优秀，如何把同胞、同行、同事踩在脚下，如何把投机分子、裙带关系户们赶出考场，穷人要的不过是这样的自由和公平罢了。

穷人并不准备叫板富人，虽然穷人巴不得全地球都实施《　穷人自由宪法　》，实行穷人优先。因此，真正粗大嗓门吆喝自由的或许总是穷人，但真正享受了自由和公平阳光雨露，并且活得滋滋润润，赚得盆满钵满的，还是富人。

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财富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那么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的蛋糕可能反而更多。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这个“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不是首要的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