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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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