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9部分（第2页）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北大荒原来是一片绵延无尽的沼泽。其中有一部分开发成了农田，从远处看，麦田橙黄，豆田碧绿。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杂草蔓生，黄绿参半。草又细又长，有半人多高，在风中摇曳。我们的拖拉机穿过草丛，惊起一群沙雁。

拖拉机里的每个人突然都起了一种引吭高歌的冲动，我们于是拉开嗓门，齐齐唱起歌来。有些人的嗓音像夜莺，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锣。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没人笑话，不必脸红。歌声直上云霄，天际高阔，天空不是浅蓝色的，却像是紫罗兰色的，浓郁而湛美。我从没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见过类似的景致。东边，阳光斜映，晔晔生辉；西边，浓云密布，雨帘低垂。我们新的故乡如此多骄！我已经爱上它了！

然而我们抵达的村子却显不出一点诗意，看不见树，看不见花，连菜地也看不见，只有几座平房向外排开，像一个方阵。饭堂的顶高些，昂首在前，像个军官，其余的平房一模一样，像一队步兵。每座平房约25米长、15米宽，里面有4个单元，4扇门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气候恶劣之故，其它三面墙一扇门窗都不设。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个单元，不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六口之家，总之是一个单元：一个房间和一个过道。过道没窗，又窄又暗，用作厨房；它也是一个中间地带，将房间和外面隔离开来。进了大门得从过道一直走到北头，才摸到房间的门。

比起过道的暗无天日，房间有一扇窗可以见到阳光，家家户户都让宝贵的阳光照在炕上。炕很大，占了整间房间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实是烟囱，人在过道的炉灶生火做饭时，烟和余热首先经过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当地人不单在炕上睡觉，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来了，也招呼他们齐齐上炕取暖。

像这样无电无水的房子，当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当于当时的75美分。租金对所有家庭都一样，各户人家的收入差别不大。不过毛主席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这帮北京青年（多数是出身革干的前红卫兵）决定应该先摸一摸村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对这些人我们要严加提防。而贫下中农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我很快就和贫下中农混熟了，村里有一大半人划归这个阶级。奇怪的是刚开始他们给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他们的概念完全来自报纸和曾在一零一中诉苦大会上作报告的那几个人身上，总觉得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热情很高，可是这儿的农民并不如此，他们和我们交谈时，从不出现“阶级斗争”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