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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巴!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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