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人不是很多,毕竟从一马平川的京西南路,来到山高林密的四川,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路途的遥远,对前途的不确知性,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可是进入到八月,来到四川的人开始猛增。
从八月底开始,京西南路不少的富户和商贾,携家带口悉数前往四川而来,这些富户和商贾是有着敏锐判断力的,他们发现四川地方的百姓异常的稳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官府对百姓和商贾也很是客气,这样的地方,绝不会差。
当然,也有不少的商贾和富户,前往两淮而去,可惜从两淮传来的消息很不好,地方官府一般不会接纳,富户商贾若是想着进入到城池之中,必须要拿出大量的钱财,才能够达到目的,而且两淮的地方上一点都不稳定,虽说没有见到蒙古鞑子,可地方上的荒凉,以及接二连三的土匪,让不少的富户和商贾都吃了大亏。
如此一来,稳定的四川,成为了京西南路逃往之人的首选。
节度使衙门早就知道了消息,在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上面,节度使衙门是有一些争议的,节度副使郝经就认为,四川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近些年以来各级官府都是让利于民,官府本身不是很富足,骤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不少都是逃难的百姓,恐怕难以容纳。
赞成郝经不接纳观点的人也是居多的,节度使衙门的官吏几乎都清楚,大战即将来临,届时钱财用度方面恐怕会更加的紧张,若是接纳了太多的百姓,必定会消耗大量的钱财。
不过这些观点和认识,都被吴邵刚一句话给堵回去了,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郝经等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更进一步体会到了吴邵刚的雄心壮志。
逃难来到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姓,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安抚,商贾和富户,基本都是朝着成都府与潼川府等地安置的,寻常的百姓则大都安置在利州东路与重庆府路等地。
官府所拥有的耕地和官田,全部拿出来租赁给这些百姓耕种,尽管说已经过了秋收季节,不过在来年春耕之前,能够将土地落到实处,让来到四川的百姓稳定下来,也算是不错了。
官府也必须拿出来一部分的粮食,让逃难的百姓不至于饿死,同时一些地方上的商贾和富户,也适当的捐赠一些钱财和粮食,让这些逃难的百姓度过难关。
上下的认识一致,要求一致,安置逃难百姓的事宜,就进行的异常的顺利。
大量的京西南路的百姓逃往到四川,居然没有出现一个流民,这简直就是奇迹。
反观两淮以及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民。
地方官府当然不会在乎,这些流浪而来的百姓,不归他们管辖,也不需要他们向朝廷禀报,具体负责处置这些百姓的官吏,则是从中大肆的捞取好处,凡是能够拿出来钱财之人,则准许进入到城池或者村镇之中,拿不出来钱财之人,毫不留情的赶走,甚至是当作匪患处置,要么关押到大牢里面去,要么是斩杀。
如此处置的办法,让流民迅速出现,不过这样的情形也是暂时的,寻常的流民,怎么可能忍受官府的驱逐与刻薄,要是就是悲愤的闭上了眼睛,要么就是被迫落草为寇了。
这就让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在两淮等诸多地方,名声很不好了,以至于江南路压根就不接受任何一个从京西南路逃难过来的百姓,不管其是什么身份。
这些情报与情况,情报署都是摸得清清楚楚,源源不断的禀报给吴邵刚。
郝经等人看见了这些情报之后,都是止不住的摇头,他们也知道了,若是四川不接纳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这些人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
时间到了十一月,从京西南路逃难至四川各地的百姓,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
其实京西南路本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当年从中原逃往过来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在京西南路以及京西北路安身了,现如今这些人的后辈大概是想不到,辛辛苦苦的从中原逃亡过来,避免遭遇到金兵以及蒙古鞑子的欺凌,可不要多少年的时间,还是陷入到颠沛流离的局面,看样子这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三十万人,已经让四川各地感觉到吃力了,毕竟逃往的绝大部分都是寻常的百姓,不过节度使他们的命令是明确的,必须予以接纳。
到了十二月份,进入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信人数开始猛增,甚至连京西北路也有不少的百姓,开始携家带口朝着四川而来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进入四川的百姓总人数就超过了十万,这让四川与云南两地的总人口,猛增到了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或许在千年之后压根不算什么,不过想想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姓的死伤是惨重的,加之天荒**,剥夺了不少人的性命,作为相对偏远的四川与云南两处地方,总人口超过了五百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吴邵刚要求节度使衙门调剂了一部分的钱财,主要是与吐蕃交易获取到的钱财,下拨给各级官府,用以应对突然增加的开销。
从咸淳元年开始,四川和云南的各级官吏,执行的就是节度使衙门下发的俸禄标准,这个标准与朝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级官吏的俸禄悬殊不是很大,而且重点是朝着州县一级的官吏倾斜,数字不是很高,但官吏拿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绝不会存在交子。
四川与云南两地,因为军队的强悍,导致地方上稳定,物价也同样稳定,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形,不少外地来到四川和云南两地的商贾,基本都留下来做生意了,这也让两地的商贸出现了繁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