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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2页）

贵族才能免费。这一切都属于不明智的措施，它们将随着俄国车轮上这个制动装置的最终覆灭而消失，与护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进历史的垃圾箱。14

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自上层，来自下层，来自南方和北方，在这里迅速汇集成一个团结的、友爱的集体。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生侮辱性的影响，像我们在英国的学校和军营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提到英国的大学，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贵族和富豪存在的。我们的大学生，如果谁要炫耀他的尊贵血统或万贯家财，他立刻会失去“火和水”15，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学生之间那些表面的隔阂来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例如，医学系位在花园的另一边，与我们的接触不如其他系那么多；而且它的学生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和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沾染了过多的西方小市民习气。至于不幸的教会中学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观念，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在僧侣的专制主义压力下长大的，饱读了修辞学和神学，羡慕我们的无拘无束，但我们对他们那种谦谦风度十分反感。16

我进了数理系，尽管我从来都不怎么爱好数学，也没有太高的天赋。我与尼克一起，跟一个教师学过数学，我们爱他是因为他会讲各种故事和笑话。这个人谈笑风生，未必会对自己的学科产生什么特殊的兴趣。他的数学知识到圆锥曲线为止，也就是刚好满足中学生进大学的需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对数学的“大学部分”从来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反复复读了十年，这就是弗朗凯尔17的《教程》。但是胸无大志，不慕名利的他，从未把这本书读完。

我选择数理系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在这个系里教的，正是在这几年，我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连串相当奇特的会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讲过了。那以后，“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后音讯杳然，后来突然传说他结婚了。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大家知道，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他还有别的子女。现在他便是与大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五十多岁了。正如古人所说，婚礼使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什么不使所有的子女这样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图，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原来他怀有一个愿望：剥夺两位兄弟的继承权。让一个儿子取得“合法地位”，这就足以达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滥，老头儿坐马车给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终于在1825年初死了。

关于他的儿子，有各种离奇的传说。据说他生性孤僻，从不与人往来，常年独自困守书斋研究化学，与显微镜朝夕相处，甚至吃饭也手不释卷，还厌恶与女性接触。这种人《聪明误》已有所介绍：

他是化学家，又是植物学家，

我们的侄少爷费奥多尔公爵，

见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们把对他父亲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从不称他侄儿，只管他叫“化学家”，这个雅号在他们口中带有贬义，表示化学根本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

他的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儿子，不仅以一个老色鬼厚颜无耻的淫荡生活侮辱了他，而且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与他争风吃醋。化学家有一次吞了鸦片，企图结束这不名誉的处境，亏得一个与他一起研究化学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亲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对儿子温和一些。

父亲死后，化学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给她们发了自由证；父亲定下的苛重租税，也被他减低了一半，还把历年的积欠一笔勾销。父亲在世时，每逢征兵，免役证是卖给仆人的，儿子却免费发给了他们。

过了大约一年半，他回莫斯科来了。我很想见见他，我为了农民爱他，也为了他的叔父们对他的敌对态度而替他鸣不平。

一天早上，一个中等身材、戴副金边眼镜的人来拜访我父亲。这人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给化学试剂灼伤了。我父亲对他爱理不理的，话中带刺；侄儿以牙还牙，不差分毫；较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谈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气和，分手时也客客气气，但彼此隐藏着敌意。我的父亲看到，他的对手同样是寸步不让的。

他们后来从未和好过。化学家很少登门探望叔父们；最后一次他与我父亲见面是在参政官故世后，他要借三万卢布买地皮。父亲没有答应，化学家大为生气，一边用手揉鼻子，一边笑着对他道：“您不用怕担风险，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