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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志强厂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竞底的典型，因为他赢得订单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打工妹们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和长得不能再长的加班上，竞底所依赖的资源，在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工人加班时间是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而工资太低则将影响打工妹们的生存，这些底线都是非常明显的，它的竞争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整体的竞底中，不排除局部的竞优。李志强的加重块故事，是整个竞底中的局部竞优，因为研发加重块虽然靠的是不眠不休的加班和苦熬，但在研发定型后，这种智慧成果显然可以大规模地持续使用。

由于竞优的结果可以大量被复制使用，因此竞优能造就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如微软和比尔？盖茨、IBM和老小沃森、沃尔玛和山姆？沃尔顿，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可以见光的，可供人学习的。

而竞底是难以持续的（如任正非不可能把“毛巾”永远拧下去，郭台铭的手下“血尿”多了，也会开溜，不开溜也得住院），靠竞底成功的经验，是不可普遍推广的：

1。竞底经验见不得光。李志强能自豪地四处吹嘘“我的打工妹一天能干16小时”吗？柳传志能到处推广“联想的成功利益源于彻底的价格战”？当然不能！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关于“成功人物”的成功理论，只有他们的“成功事典”。谁敢把李世民杀兄弟，夺父亲皇位的事例，总结成理论教育后人？当然不能！

2。竞底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竞底精神。如任正非在搞万门程控时，“不成功就从五楼跳下去”的决绝。这种竞底精神是很难通过学习得到的。

由于竞底经验的不可推广，中国很难像竞优社会那样，出现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只会出现过眼烟云般的、以规模取胜的“成功企业”，和一些后人看不清面目的知名企业家。胡雪岩和盛宣怀是近代我们看得清面目的两个知名商人，人们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官商勾结”玩得最有成效。但对现代人而言，“官商勾结”显然是灰色的，因此现代中国商人着意用文化、理念等等涂抹自己，让世人只看到他们想示人、能示人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一面很难让人看清真实的全貌。

案例：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管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很深。但实际上，日本人最信奉的是神道教，其次是佛教，儒家思想也许只是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作秀的一个道具。

日本政要不顾中国人感情，时时参拜的靖国神社，就是神道教最大的国家神社。

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最高宗旨就是武士道，武士道的本质是武士可以随时为效忠主人献出生命，尽管普通的日本人不是武士，但武士道却是他们骨子里的信仰。

中国人对武士道最直观的记忆是剖腹自杀，那血淋淋的场面，虽然日本人感到无比凄美，却充满了竞底色彩。

也许正因为日本人有如此强烈的对内竞底特点，在他们经济腾飞的20世纪50—80年代，日本人的管理反倒没有太多竞底色彩。可以说，他们的竞底早已内化了。

只要看看世人对日本企业界的评价，就可见一斑：“官民通力合作体制”、“稳定的劳资关系”、“充满敬业精神和忠诚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从长远观念考虑的积极的设备投资”、“终身雇佣”、“通过轮换制进行内部晋升”、“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以信赖为基础的集团主义”、“通过长期评价来形成熟练技能”、“重视人际关系的经营理念”……

第一章二、竞争的两种模式：竞优和竞底（6）

凭借这些手段和常常引发“过劳死”的竞底式苦干，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50年的仅为美国的113，追赶到1980年的接近12，叫嚷着要“收购美国”，使美国人大为震惊。

但美国毕竟拥有强大的竞优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通过IT技术的创新，将日本人的攻势打了回去。

海内外有太多的短见的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这次“打败”日本，归结为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他们之所以短见，一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没有经营过企业，没有体验过企业家头脑中的决策过程，他们喜欢从报表中研究企业。但报表显示的是决策结果，而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头脑中各种方案的博弈，他们是看不到的。二是经济学家缺乏自然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只要结论符合他们的常识和感觉，就容易流于人云亦云。

实际上，日本人为何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呢？是美、德、英、法等“列强”用坚船利炮威逼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关键是因为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竞底，自己的竞优能力不如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日本产业得以腾飞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在“广场协议”上签字，认可自己屈居“老二”的地位。

案例：中国人利用潜规则竞底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竞底。而竞底的方式五花八门，潜规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竞底利器。

潜规则是吴思创造的词汇，他在同名的书中写道：

“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操作潜规则的人，显然是对遵守“显规则”的人在竞底，在中国这种事屡见不鲜。小到春节的火车票私下流到关系户手中、医院对熟人的照顾；大到禁止民营企业进入高利润的垄断行业，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被潜规则竞底。不得不遵守“显规则”的人们，在无奈之余，也削尖脑袋，争相进入能够操作潜规则的行列。

中国人渴望成为“人上人”，其目的就有：一、避免被潜规则竞底；二、能用潜规则向他人竞底。

案例：索尼的竞优之路

与联想的柳传志下定决心，要跟在别人的成功后面竞底不同，索尼最开始的创业之路，颇有竞优特色。

索尼的创业人之一井深大在回顾成功时说：

“索尼公司成功的关键，以及……一切事物成功的关键是，千万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二、竞争的两种模式：竞优和竞底（7）

1946年，战败后的东京满目疮痍，39岁的井深大对20个年轻人宣读自己的创业计划：

“建立一个自由豁达，轻松愉快的理想工厂，技术人员应以执著的信念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最佳的技能……”

力求成为工程师乐园的东京通信株式会社，就此成立！

井深大是个技术高手，他找来比他小13岁的盛田昭夫做搭档和投资人。

盛田出生于酒业世家，10岁即被父亲强制参加家族企业无聊的董事会会议（有意思的是，香港李嘉诚也这样训练他的孩子们），但盛田最终被电子业吸引，违背了父亲的殷切期望。

他的梦想是：“我们要开创一个市场，而不是去附和既存市场。”

开发磁带录音机的故事，很能说明索尼的竞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