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跟麻烦和平共处吧。”
“我不想这样。”
“上帝,你倒是真像个8岁的孩子。不,还没到8岁,只有6岁。”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床边。我突然觉得跟她异常地亲近。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或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我想吻吻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看,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她说,“就算是此刻也一样。”
我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到我唇边,嘴唇贴住她的皮肤。
那天晚上,我坐在租住房的床上。除了床。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一个刚出戒毒所的家伙住在我隔壁。这就是300美元一个礼拜的房子所能提供的条件。我把手机抓在手上。我现在神志清醒,我短暂地放弃了镇静剂,现在头脑很清醒。
一个并不完美的人,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进行了一场不完美的斗争。所有这些能让世界完美起来吗?这个方程式还有最后一步没有做,那么,现在就做吧。
我拨了这个号码,听着铃声响了四次。然后,听见她的声音。
“纳特?”
虽然我的嘴张开着,做好了说话的准备,但是突然我好像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
“纳特,是你吗?”
我将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紧紧地,直到感觉到疼痛。主治医生、外科主刀医生——都曾受困于这一点,恼于自己的无知。假设,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仍然有得商谈,还是有操作不当的病例发生。
因此你担心。你担心因自己睡懒觉而逃掉的实习医生讲座,包含着可能挽救一条生命的信息。你担心,如果自己学习再刻苦一些,如果自己在医院里呆的时间再久一些,如果自己参加了癌症救治的额外课程,自己就不会用双手抓住一个死人的头了,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反而只能延长他最后毫无意义的几分钟的痛苦。你想象着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保罗·墨菲和他的妻子也许还有救。
同时,你告诉自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自我安慰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你是在撒谎。
“麦考密克医生?”桑切斯警探坐在我对面无靠背的长软椅上。我猜她是要跟我谈谈了,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快点,调查还要继续。”
我呷了一口咖啡,点点头。
桑切斯警探拿出一本便签簿和一支钢笔。她看着我。接着说道:“知道吗,你很走运。早一点,你很可能撞见罪犯。”
“那样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恶性的杀人案了。”
“麦考密克医生……”她说。但是我的脸色告诉她,任何乐观想法都不是和我开聊的话题。她言归正传,“你怎么和这一家认识的?”
我告诉她墨菲和我很多年前的交情,关于来到西海岸的交往。桑切斯警探说她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们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地聊到了凯米雷根事件。然后她言归正传,是谁谋害了保罗·墨菲?
我告诉她墨菲一直在担心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告诉她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我告诉她保罗本来今晚要给我看一些东西的,还要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枪的事。我说的每句话她都记录在本子上了。她就墨菲的大秘密用5种不同的方式问我,以便看看我是否还有所隐瞒。我可能是个不称职的医生,但我不是白痴。
“我不知道,桑切斯警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如果你再问我就走了,你可以逮捕我,把我关进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但我还是不知道。”
警探的脸拉长了,“好吧,麦考密克医生。我们把谈过的话再过一遍。只是为了确认一下。”
不管怎么说,过一遍说过的话比起抗议来要容易得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