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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样本（第2页）

一天，我在上海虹桥机场遇见中国传媒大学的丁俊杰老师，我们之前关系就非常好，只是他还不知道我正在做口述历史这件事，主要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可需要特别宣传的，该做什么就去做好了。正好等飞机的空当，我就给他讲了讲，他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那时候于丹已经帮我牵了线，北京师范大学给我设计了一栋楼。

丁老师马上说：“千万别，你这个必须应该捐给咱们母校啊。”

我说：“丁老师，如果捐给咱们母校，那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学科建设上就是全国第一了。”

他一回到北京就和校长商量了这件事。

校长问小崔有什么要求吗，一听说小崔也没什么要求，又一想他要是想当副院长那就让他当呗。不过其实我倒是真的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想有一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好好地保护起来。那就很简单了，北师大给准备了一栋楼，咱自己总不能给半栋吧。学校当即拍板，北师大不是拿图纸正在盖嘛，咱们这个（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你现在就可以搬进来。

如今，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里面的所有资料都会捐给学校，并且大部分对学界开放。

一开始很多人会有担心，这些老人平均年龄85岁，会不会有所遗忘或叙述错误的情况，其实这正是我非常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口述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素材收集，就像采集标本；另一部分专门根据收集来的信息做分析和验证，可以说，我们目前在做的正是最最艰难的第一步。

截至目前我们共采访了1万多人，有16个门类，素材海量。曾经有位同事专门负责整理我的图书和磁带素材，他带着三五个小朋友一起，扫描封面记录所有的名字和种类备注，做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告诉了我一个数据，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崔老师，我们算出来了。”

“要多长时间啊？”

“30年。”

所以你看，这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但是让更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件事，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本身就值得高兴。第四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中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及地区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都来过了，他们都特别惊喜，说这是全世界研究口述历史最大的一栋楼。

稍微有那么一点儿遗憾的是，因为一开始大众的认知就是我在做口述历史，大家会想当然地把它娱乐化。其实往大了说，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民族的事，是我们国家对自己学术、血脉的传承，如果没有，真的有点儿可惜。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希望在500年以后，有人可以说：“曾经有一个叫崔永元的疯子，他弄来了一批‘孔子’的录像。”

前两天刚刚有人采访，问到这些年是不是遇到过特别特别多的困难。当然，肯定有困难。但只要你想做成一件事，再难能难到哪儿去？最难的真的就是想采访的人采不到啊。

我们曾经打算采访戚本禹，他之前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我们见过很多次，但是他一直不接受，这中间的3年时间里我们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掏心掏肺，只有一条，不能录像、不能录音，直到有一天，他说可以拍摄了。我们还在准备，他就去世了。

太遗憾了。

去世之前，有人去看他。

他说：“小崔是个好人，见到他，你代替我给他一个拥抱。”

这是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