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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北魏冯太后（第2页）

冯太后给官员们开工资，希望以此杜绝贪腐问题。人的欲望无止境，要解决腐败，只能法制与道德建设双管齐下，冯太后自然懂得其中道理。她能够做到为人表率。冯太后情性俭素，不好华丽的服饰，御用丝织品无花纹，一日三餐减少到北魏帝王平常标准的十分之八。对于恶习不改的贪官污吏，冯太后坚决拿高官开刀。太皇叔汝阴王拓跋天赐和南安惠王拓跋桢贪赃枉法一案反映出冯太后惩贪的决心和封建王朝反腐的微妙与艰难。

冯太后、孝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在皇信堂讨论此案时的对话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二王按律当死，冯太后对群臣说：“你们认为，应该顾念亲情、毁弃法律呢？还是应该大义灭亲、严明法律呢？”大臣们几乎异口同声：“二王，景穆皇帝（拓跋晃追谥）之子，应该得到宽恕。”冯太后默不作声，孝文帝打了圆场：“二王所犯的罪行难以宽恕。但是，太皇太后追思高宗（文成皇帝）大恩，顾念手足之情，且南安王侍奉母亲十分孝敬恭谨，内外闻名。因此，特赦二王死罪，削夺官爵，禁锢终身。”等于判了无期徒刑。

冯太后心有不甘，又拿闾文祖说事。中散大夫（谏官）闾文祖作为特派人员曾到长安调查拓跋桢贪赃一案，暗中接受贿赂，为他隐瞒辩护。案件彻查之后，闾文祖抵罪。

冯太后于是对大臣们叹息说：“闾文祖以前自称廉洁奉公，而今竟也贪赃枉法，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人心叵测，难以探知。”孝文帝就势发下狠话：“古有待放之臣，你们在座的如果扪心自省，认为不能克制贪欲，允许辞职回家。”当下，中散大夫慕容契站起来，抗声道：“小人之心常变，帝王法律不变，以常变之心去应付不变的法律，恐怕不是我所能够担当的，我辞官。”孝文帝迅速转变态度：“慕容契知道人心是不可能不变的，就一定知道贪婪是多么令人厌恶，何必请辞！”

国家难以根除腐败，在于难以消除人的欲望，欲字不除，反腐不立。然而，人的欲望又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消灭人欲，同时熄灭人类向上的火焰。这就是腐败难除的根源。

法律威慑和道德建设的作用显而易见。冯太后处死一批贪官污吏，将一千多名只拿小鱼小虾，对大的贪污犯不闻不问的侯官全部撤换。北魏的侯官具有今天国家安全局和检察院的双重职责。为配合祖母的肃贪政策，拓跋宏亲自查办舅爷李洪之，赐家中自尽。各地一把手四十多人被杀头。经过冯太后和孝文帝雷厉风行的肃贪，北魏官场贪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肃贪不是最终目的，保证一个廉洁的政府班子是为了更好地推行政务。北魏政府准备颁布均田令。

叁诈作赵郡鹿

土地国有还是私有？这个命题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人。从夏商周的井田到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土地承包责任制”和“流转土地承包权”。人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争，轻则形成党争，重则国破家亡。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们生存的根本，而土地则是产生粮食的地方。也许有人会说：“我吃肉。”那么动物吃什么呢？国家制定土地政策目的基本有三：第一，保证粮食供给；第二，刺激经济发展；第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国家逐渐放松征收粮食的赋税，转而全力保证粮食供给。中世纪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主要从农业中来。土地问题是国家考虑的重中之重。北魏国率先进行土地改革。北魏国的土改有它的急迫性，也有它的有利性。许多人会说，北魏之所以搞均田是因为国家手中掌握许多土地，而南朝不具备。可我们应该看到，江南土地大开发是在东晋和刘宋两朝实现的。

刘宋王朝土地私有，建国初期不允许“封锢山泽”，到了孝武帝刘骏时代，完全放开了，土地自由买卖，爱怎么搞怎么搞。随着江南的繁荣，传统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南北朝时代，南方经济较北方发达。

土地国有好，还是私有好？秦国的商鞅给出了答案。“废井田，开阡陌”，也就等于废除土地国有。对土地极度渴望的民众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最终统一中国。

然而，当土地得不到扩张的时候，一个土地私有的帝国将面临极大的困境。秦末、两汉末，以及南朝末年。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兼并，很多人吃不上饭。除非你去发动战争，侵略别的国家。

中国地理形势决定难以扩张，北有草原和森林；南有亚热带林地；东有大海；西有高原和沙漠。内部解决注定要有动乱。古代现代一个道理。当今世界粮食问题之所以不紧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大陆的发现。美国社会之所以相对稳定，就因为它是个新大陆而已，和文明关系不大。如果下去两百年，美国人口达到十五亿，恐怕美国人也难以过得如此悠闲。所以，我们不应该指责西欧人口的负增长，更不该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机器大生产形势下世界上的人越少越好。

北魏帝国面临着这样的形势，扩张的势头已被地理环境遏制，只能反求诸己。

公有制的“井田”能不能复古，答案是否定的，谁也不愿意做王莽。那么，西晋王朝的“占田制”可不可以恢复？“占田制”说白了是“限田”，和土地私有没什么区别，如何能够限制统治者去搞兼并呢？

既要把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又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北魏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前无古人地制定出“均田制”。

“均田制”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了吗？看看它的设计师吧！

首次提出“均田制”方案的人是一个大豪强，北方的高门望族赵郡李氏李安世，他是北魏名臣李孝伯的侄子。李安世十一岁即被选为中书学生。据说面试的时候，文成帝拓跋濬当时嫌弃李安世太小，但小安世朝堂之上应答如流，举止得体，成为最小的天子门生。

萧齐皇朝外交官刘缵最欣赏李安世。刘缵是南朝的美男子，为俊秀风流、光彩照人的江东名士，与冯太后上过床，有过鱼水之情。如果说冯太后和王睿、李冲之间存在深沉热烈的爱情的话，那么她和南朝使者刘缵纯粹是肉体关系的情人。刘缵屡次出使北魏，数度和高贵雍容、风情不减的敌国太后云雨巫山、翻云覆雨。冯太后年过四十还能够与江南异国情调的男人产生爱情，称得上一段浪漫的故事。

负责接待刘缵的就是李安世。南北朝外交官聚在一起互相吹嘘自己的国家，从军事政治到文化经济、人文风俗无所不吹。南朝承晋国正统，除了军事之外，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瞧不起北方人，李安世听着很生气，找机会耍笑了刘缵一回。

一天，李安世陪刘缵逛集市，刘缵发现魏国的黄金珠玉价格特别便宜，拎了大口袋疯狂购物，一边买一边说：“北方金玉大贱，想必山川之中出得多啊！”李安世冷冷一笑：“圣朝不看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

一席话说得刘缵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说南方怎么怎么文明，分明比北方人贪财嘛。刘缵本想多多地买，搞了一个灰头土脸。他哪里知道，摊上的金玉宝贝都是北魏宫廷里的，专门用来堵他嘴。李安世的聪明可想而知。

刘缵更加尊重李安世，对同事称赞说：“没有这样的君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萧齐皇朝的外交官们每次见到李安世总是客气地称呼为“典客”，就像我们尊称某国外交官为“大使”。

“典客”是秦朝制定负责外交工作的官职，周朝叫“掌客”，汉武帝改为“大鸿胪”，当时北魏国定名为“主客”。

李安世不满意，责问道：“诸位怎么能用亡秦的官名称呼上国呢？”刘缵理屈，仰天打个哈哈，还想找回些面子，便问道：“请教一下，这个官名改过几次呢？”

李安世从容答道：“周朝称作掌客，秦朝改称典客，汉朝呼作鸿胪，当朝定名为主客。诸位对周文王、汉武帝不大尊敬，对亡秦的态度倒是很殷勤啊。”

刘缵又没词了，抬头向远方望去，外交官脑子快，立刻转移话题，指着平城外隐约的方山山脉问道：“这座山离燕然有多远呢？”

谁能知道燕然山到魏都平城具体有多远？李安世回答得很巧妙：“也就是石头城离番禺那么远吧。”你还别说，从山西大同到外蒙杭爱山和从南京到广州的距离还真差不了多少。

李安世出身于北方门阀大族之家，深刻了解当时北中国的现状。现今社会以村镇为基本单位，当时北方以坞为单位，一种小型城堡，有些像中世纪欧洲的城堡。

东汉时代，中国形成庄园经济。西晋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民族大迁徙，即所谓蛮族入侵。北方的汉人能走的迁往江南。不能走的、不愿走的留在故乡，纠合同族同宗同乡的人沿河流溪涧、地势险阻之处修筑堡垒，据险自守，躲避战乱，形成大大小小的坞。

坞构成中国北方奇特的景观，城市里反而空荡荡，人们大多聚集在坞堡中，因为有地可以耕种，城里没有土地。

赵郡李氏统领着赵郡一带的坞堡，势力极大。势力大到什么地步呢？有一伙强盗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一个小喽啰在常山地界捡到一只死鹿，兴高采烈回到营地。强盗头子问：“什么地方弄的？”小喽啰顺口答道：“赵郡那边搞到的。”强盗头子吓得脸都绿了，“混账！赵郡的东西你也敢要，快给我送回原处。”邻郡的人编了句歌谣，“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赵郡李氏可比《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厉害多了，别说打，捡东西都不成。

北魏进入中原，历届朝廷对各地豪强另眼相看，承认他们的宗主权利，让他们替鲜卑人督护地方。

胡汉统治者们搭起手来，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百余年间，中原地区的百姓或在战乱中死亡，或逃往江南，漂流异乡。剩下的人大多依附在豪强地主的坞堡庄园里做农奴。

北方长年战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有的地方千里无人烟。一边是大片的土地成为无主荒地；另一边汉人豪族庇荫了大量的农民。

北魏帝国对外掠夺人口和财富的战争停顿下来之后（讨伐柔然和统一北方的战争），突然发现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里。朝廷与豪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各地豪强参与到各族百姓的农民起义中去。

当时北中国的民族杂乱，鲜卑、汉、匈奴、羯、氐、羌、乌桓，其他小族如吐京、屠各、敕勒、羯、丁零，没有一个民族不想成为主人。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