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权力上,作为府尹的王世贞当然可以叫停范进的做法,乃至一封公文,就把范进之前的布告全部推翻,这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和张居正的矛盾彻底爆发,这又太过危险。毕竟修仙是一件很消耗金钱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么个好缺分王世贞可舍不得放弃。
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人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交给胥吏,再交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交到官府,不经过任何人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交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操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监督。
“所有收银、放贷的,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耽误了吃饭有误餐钱,耽误了下值有值夜钱,灯火钱。工作表现好,另外还有嘉奖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福利,与商贾合作,是引入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监督牵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于两家之上另设一检校,专查这两方。不管是谁借着放贷卡要勒索,本官都将重办!连冯邦宁那等人,我也是说打就打了,这些胥吏或是商贾,又有谁办不得?”
王士骐听的入了神,方才是劝解范进不要与民争利,这时却渐渐为他所引导,思路开始跟着范进的思路在转。
“这样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这么做。等到你卸任之后,后任者又能否如此?”
“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以手段绳墨。借贷有借据这是不必说的,交税也应有凭。我听人说过,世庙年间两淮盐运司曾用二连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给盐商,以为完课凭证。这个办法大可效法,但是两连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个三连票。一票给交税人,一票官府备档,另一票给里长甲首,彼此依此立档,作为凭据。就像我今天说过的一样,将来按着交税多少,划分甲乙丙丁四字户头,按税定服务,征徭役,这便是个最好的凭据。这种票听说苏州那边已经有衙门在搞,名为串票。这法子我们上元也可以用。人与人互相监督,再有串票凭据上做个限制,胥吏或是商贾们想要舞弊就很艰难了。除去三联之外,再给票上立好编号,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据,有号头约束,也难更改。”
王士骐不住点头,“确实……这样一来,公门老手也不易找出破绽。但是退思兄,咱们为官之人,如果按着交税多寡定出服务,岂不是成了商贾手中操纵的傀儡,这一点你想没想过?”
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进新政(下)
依旧是询问,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一开始王士骐发问,实际是代替父亲,行使上司的问责权力,以发问的方式表达上级的不满,希望范进改弦更张。而此时的问题,则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询问。不管范进的方案能否说服王世贞,当下已经成功说服了王士骐,让这位世家子弟对于范进的方案充满了兴趣。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士骐并不缺乏学习的机会,他的起点远比范进高,学习的条件自然就更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于官场手段以及权谋手段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范进的思路和想法,却与当下大明的官吏大不相同。既不是一味天马行空,脱离时代,亦不是单纯复古全无个人见解。正是出身于仕宦门庭的世家公子,才能听出范进这个方法的不凡之处。
以王士骐的出身和学识,注定是要出来做官的,他的年龄比范进大不了几岁,固然为人老成些,但也终究和老一代人想法不一样。自己父亲那种做官方法,他其实是看不惯的,如果到了地方上,还是想要自己能够发号施令独当一面。
由于接触过方面官的工作,他自然知道这种事做起来有多难。如何战胜胥吏、衙役,如何与士绅合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眼下范进这个现成的成功案例,于王士骐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当范进提出这些主张后,又让他看到范进并不是满足于只收服一群衙役为己用,接下来还有更伟大的计划,自然就有了听下去的兴趣。他现在问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