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我们必须这么办;不消说,如果他不用挑衅的口气跟我商量问题的话,我原本会亲口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前一秒迈出那道门,后一秒就已经把我当作了一个棘手的麻烦,必须想个办法处理掉。在他心里,我成了一个有一腔苦水的怨妇,他得把那些苦水倒干净。
我的丈夫是这个星球上最忠诚的人,直到他决心背弃一个人的那一刻。我曾经见过他感到被朋友出卖的一幕,那时他的双眼真真切切地暗了几分,即使那位友人是一位情比金坚的老友,尼克从此以后也会绝口不提。而当时他那样望着我,好像一有必要的话就可以把我这件废物丢掉,那种眼神让我遍体生寒。
于是事情飞快地定了下来,压根儿没有拌上几句嘴,我们要离开纽约,去往密苏里州,到该州某所位于河边的房子里住下。这个决定真是离奇荒诞——我在这里可没有滥用“离奇荒诞”这个词。
我心知一切出不了多大的岔子,只不过在想象自己的生活时,脑海中的场景跟眼前的一幕实在差得太远,倒也不是说有多么糟糕,只是……如果你给我一百万次机会猜测人生之路将走向何方,那我还真是猜不到眼下的情景,这一点让我惊恐万分。
往出租卡车上装行李也颇有不顺,尼克打定了主意,紧紧地抿着一张嘴,瞧也不瞧我,一个人就把行李给收拾好了。他在楼梯上跑来跑去,自己一个人忙活个不停,扛着一箱箱书和厨房用具、一张张椅子和小桌。出租卡车就在我们的小街上停留了几个小时,堵塞了街上的交通,它的危险警告灯一直在不停地闪烁。我们要带上家里的古董沙发,那是张宽阔的老式长沙发,爸爸称它为我们的“宠儿”,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了心肝宝贝。巨大的沙发将是我们要搬上车的最后一件行李,它需要两个人一起动手,得花不少工夫,下楼梯的一段路更是需要两个人的配合。(“等一下,我得休息一会儿。”“朝右边抬一些。”“等一等,你走得太快了。”“小心啊,我的手指,我的手指!”)搬完沙发后,我们会去街边小店买些东西当午饭,带上百吉饼三明治和冰苏打水在路上吃。
尼克让我保留了那张沙发,但我们家里其他的大件却都扔在了纽约。尼克的一个朋友会搬走我们的床,那家伙待会儿就会到空荡荡的家里来取床,到时候我家就会只剩一片尘灰和电缆线,而他会在我们的这张床上继续他的纽约生活,在清晨两点吃中国菜,戴上“小雨伞”跟喝得东倒西歪的女孩们翻云覆雨,那些女孩一个个从事着公关工作。一对吵吵嚷嚷的夫妇将接手我们的房子,他们都是律师。当时买方在这桩交易中占尽了上风,让这两个厚脸皮的家伙乐不可支,我打心眼里恨他们。
每当尼克“呼哧呼哧”地搬上四个回合,我才能搬完一回。我慢慢地挪着小碎步,仿佛痛入骨髓,整个人弱不禁风。尼克从我的身边奔来奔去,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途中还对我皱皱眉,凶巴巴地说:“你还好吗?”不等我开口回答,他又已经迈开了脚步,害得我张大嘴目瞪口呆,仿佛一个正在发呆的卡通人物。我感觉不太好,我会好起来的,但现在我确实感觉不太好。我希望丈夫能伸出双臂把我搂进怀中,要么哄我几句,要么宠我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行。
在卡车的后车厢里,尼克一直忙着摆弄那些箱子。他对自己收拾行李的本事颇是引以为豪,毕竟他摆平了洗碗机,打好了旅行包。但到三点钟的时候,卡车巨大的车厢仍然空着一半——显然,我们卖掉和送掉的家当实在太多了。在这整整一天中,我只觉得此刻让人心满意足,一种卑劣的满足感热辣辣地烧着我的心,仿佛一滴水银。“不错,”我想,“真棒。”
“如果你真乐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床带上。”尼克的目光越过我落在街道上,“我们倒是有足够的空间。”
“不,你答应了沃利,就给沃利吧。”我一本正经地说。
“我错了。”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让我们把床带上吧,在新的住处,你应该睡你这张舒服的旧床。”尼克,请对我微笑吧,对我好一些,今天请对我好一些。
尼克叹息了一声,“好吧,如果你真想要把床给沃利的话。艾米?是这样吗?”他稍微有些气喘吁吁,倚着一摞箱子,最上面的一个箱子用记号笔龙飞凤舞地写着“艾米的冬衣”几个字,“以后我再也不会提到床的事情了,因为我现在就要你给个答复,艾米?我很愿意为你把床带上。”
“你还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君子啊。”我微微吐了一口气——这是我回嘴时惯用的招式,仿佛一个难闻的喷雾器喷出了一股香水。我真是个胆小鬼,我实在不喜欢对抗,于是拿起一个箱子走向了卡车。
“你说什么?”
我冲他摇了摇头,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掉眼泪,因为眼泪会让他怒火更盛。
十分钟后,楼梯上传来了一阵敲击声——“砰!砰!”尼克正独自一个人把家里的沙发拖下楼。
在离开纽约的途中,我甚至无法回望身后,因为我们的卡车没有后窗。我的目光追随着后视镜里的天际线,那条天际线正渐行渐远,莫非这就是人们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里描写的一幕,那气数已尽的女主角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居?但我并没有从后视镜里见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不管是克莱斯勒大楼、帝国大厦,还是熨斗大厦,都没有在那块闪亮的长方形镜子中露出倩影。
昨晚我的父母曾经来访,把我小时候钟爱的布谷鸟钟送给了我们,我们三个人又是哭又是抱,尼克则把两只手揣在口袋里,嘴上答应着要照顾我。
他明明答应要照顾我,但此刻我却感到害怕,我感觉事情正在变糟,变得非常糟,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不觉得自己是尼克的妻子,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是一件被人带来带去的行李,比如一张沙发,要不然便是一只布谷鸟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被人扔进垃圾场或扔进一条河。我不觉得自己有血有肉,只觉得自己可以像一阵轻烟般消逝在空中。
尼克·邓恩 事发之后三日
除非有人找到艾米的下落,要不然的话警方找不到艾米,这一点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警方已经搜过了附近所有的森林和河流,在泥泞的密西西比河里搜了一截几英里的河段,搜过了所有的小道、远足小径和东一块西一块的树林。如果艾米还活着,那只能盼着有人放手把她送回来;如果她已经不在人世,那就只能盼着大自然放手让她现身。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好似舌尖上的一股酸味。我抵达志愿者中心时,发现其他人也已经有所察觉,整个中心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自甘认输的气氛。我漫无目的地逛到摆糕点的地方,设法说服自己吃上几口。要吃丹麦酥吗?我开始相信没有一种糕点比丹麦酥更加让人沮丧了,这款糕点一摆上去就似乎有种不新鲜的感觉。
“我还是要说,关键在于那条河。”一名志愿者对他的伙伴说道,他们两个人都正在用肮兮兮的手指挑拣着糕点,“那条河正好在那家伙的屋后,还有什么办法更省事呢?”
“那她早就会被旋涡卷上来了。”
“如果被砍掉两条腿和两条手臂的话,那就不会卷上来……身子可以一路冲到墨西哥湾,至少冲到图尼卡。”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赶紧转过了身。
我以前的一位老师科尔曼先生正坐在一张牌桌旁,躬起腰对着举报电话,龙飞凤舞地记着信息。当一眼看到我时,他用一根手指在自己的耳朵旁边画了个圈,然后指了指电话,示意打电话来的人全是一派胡言。昨天他跟我打了个招呼,“一个酒后驾车的家伙杀害了我的孙女,所以……”于是我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笨拙地拍了拍对方。
这时我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是那只一次性的手机——我实在想不出来能把它放在哪儿,因此就把它带在了身上。我用这只手机打过一个电话,对方现在回了我一个电话,我却不能接。我关掉手机,又放眼打量着屋子,以确保艾略特夫妇没有发现我的动静。玛丽贝思正在点击她的黑莓手机,然后把手机拿远以便阅读短信,等到一眼瞥见了我,她就一溜快步走了过来,边走边把黑莓手机举在身前,好似举着一个护身符。
“从孟菲斯到这里要多久?”她问道。
“开车近五个小时,在孟菲斯有什么线索吗?”
“希拉里·汉迪住在孟菲斯,就是在高中对艾米死缠烂打的那个女孩,这事怎么就这么巧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难道要说这事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吉尔平搅黄了我的事,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不能为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拨款哪’。混账,男人们总是这么对我,好像我会突然抓狂一样,我明明就在那儿,可他却跟兰德讲话,完全不理睬我,就像我非得靠丈夫把事情解释一遍才能听懂,真是个混账。”她说。
“这个城市穷得一塌糊涂,”我说,“我敢肯定他们确实拿不出钱来,玛丽贝思。”
“嗯,那我们掏得起这笔钱,我是认真的,尼克,希拉里这个女孩脑子有问题,我知道这些年来她还千方百计地想要联系艾米,这是艾米亲口告诉我的。”
“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开车到那里要花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