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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请你们原谅我的匆忙惶急，

甚至，我也不敢期待重逢，

别了，所有熟悉我的人！”

这是倪老师的告别信。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彭石贤猜测不到。但这诗写在普希金那首鼓舞人们“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的短诗下面，看来，她只少不会失去对生活的勇气。

除此之外就只有一本名为《俄罗斯女人》的诗集，上面有李墨霞的名字，同样是倪老师的笔迹，大概是让彭石贤转交，可惜彭石贤没有读过这本诗集，那筒短的内容提要只说是一本描写十二月党*子们故事的书。

县中学参加教师集中学习的人数不足一百，最后定案为右派的人有十一人，这比例并不算小，然而，倪老师却逃脱了这一厄运，那情形就很有些特殊。当时，由于校长包庇郭洪斌，并放纵他去干打击报复的事，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校长先生则装糊涂，诉委屈，极力表白他的不偏不倚，可就是不肯作是非表态，倪老师公开宣称，如果领导口是心非，她就不用再鸣放什么了。因此，县中学的鸣放运动出现了僵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全县教师会期间，大会的组织者把这些视为运动进一步展开的障碍，在简报上提出了批评，几天以后，还让郭洪斌做出公开检讨，他声泪俱下，承担了压制鸣放的责任，并向倪老师赔理道歉，校长同样摆出痛心疾首的姿态，说自己完全不了解郭洪斌的错误事实，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幸亏上级领导的多次谈话教育才使他觉悟过来，他请求大家以革命利益为重，积级投入到鸣放运动中来。然而，倪老师却颇有静气，依然无动于衷，因为，她对这种所谓的鸣放早有了厌倦之心，而且已经感到了某些情况的奚巧，她之所以要那样说话，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为了排除干扰，大会巡视员下到这个组里来了。他沉着脸，拖长着声调又翻来覆去地讲了一通欢迎鸣放的套话之后，声调一扬。提出了一个警告：前一阶段，有人相互串通，企图破坏鸣放运动。如果再继续对抗下去，定将自食其果，不谓言之不预也！

“谁破坏鸣放运动？”散会后仇道民找倪老师说，“巡视员的话是指我们吗？岂有此理！如果不是阴谋，为什么人们在一起交谈几句也成了罪过？”

“我们没有交谈议论过什么，你别激动。。。　”这是在从大会堂去小组学习室的路上。前后不远处都有人在，待后面的人过去了，倪老师说：“已经抓出了不少右派，报纸上正在大批特批，你千万别上当！”

“那不干我的事，我没鸣什么，可你的事情该有个结论呀！”仇道民认为校长与郭洪斌的检讨只说了压制鸣放，打击报复不对，并没有承认有爬窗的事实，　“他们随时都可以翻过来。”

“这事你不用提了，他们说运动后期处理，到时再说吧！”倪老师走开了。

“我倒是无所谓。。。　”仇道民见倪老师追上其他同伴走了，像是讨了个没趣，但又一想，觉得倪老师也许是对的，这情势真该小心点。

当大会转入专题鸣放阶段，县中学领导与群众的冷战逐渐转变为热战了。有人发言在前，便有人附和在后，待到鸣放的最后几天，还出现了激烈的争执场面。其实，这已经是九月中旬，全国的反右斗争早在六月份就揭开了序幕，现在尽管收了一网又一网，但全国的大鱼小鱼仍然在朝网里钻。在他们这些人中间，有的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报，对反右的事不知所以；有的虽然看了报，也听人说起过一些新闻，却以为眼前的鸣放与那些抓右的事不搭界，与自己无关；还有的更加糊涂，他们或争积极，或怕批评，随着组织者的意图，对那些从未思考过的政治专题信口开合，鸣了个痛快，放了个尽兴，刚落下网时，还在摇头摆尾。

确实，仇道民与倪老师早就讨论过李墨霞的报警信，对这鸣放是一种阴谋深信不疑，校长见这两人在运动中的冷眼旁观感到很是恼火，他已经找倪老师个别发动了几次，倪老师却从校长那神情，那软硬兼施的言谈，更加认定他是得到了上头的某种暗示。于是，她拿出当年坐禅的法子来，好歹不回话，这情况反映到大会领导那里，为了肃清她对会议的影响，大会责令她单独反省，并写出书面检讨，她端坐了一整天，竟然斗胆写出一份长长的请求报告来了。她说自己原本是个出家人，不能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恳求政府放她回青石镇，还说那里长眠着她未婚的丈夫，她可以去守护他的孤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倪老师这样独特行事的人也许绝无仅有，这勇气与她当年执意出家时一样。然而，让人莫测的是，大会的领导人并没有进一步追逼她，而且随后转入反右斗争时，倪老师也例在右派的名单之外。

仇道民的情形就没有如此幸运。鸣放期间，他从早到晚捧着个茶缸，一缸又一缸悠悠地喝着，有人给他统计过一天能喝二三十缸茶，上十多次厕所，领导鼓动也好，激发也好，他都充耳不闻，漠然置之，直到宣布倪老师反省的那天，小组纪录本上他还是个空白户。在总结前段鸣放情况时，仇道民以冷眼对着校长的白眼，以鄙笑还报奸笑，校长不由得动气上火，也可能快要收网了，对诱捕不就者非驱逐不可，说下面这些话已经无妨：“我们这里有个叫仇道民的，我说有人避重就轻，尽扯出些鸡毛蒜皮的事来应付，他倒是好，干脆什么屁都不放，公然与运动对抗；我说有人装糊涂，装老实企图蒙哄过关，他呢，却尾大不掉，目空一切，妄想破门闯关。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个不错的衣架，饭桶，或者茶缸，我可以说，这个人是满肚子坏水，不然，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　校长的破口骂阵生了效，仇道民终于忍不住起来反驳：“校长先生指我不敢鸣不敢放，可是，我注意到了，你不也没有鸣放出多少东西来？领导应该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不然，你也只有一肚子坏水了！”这一来，校长恼羞成怒，朝桌上一巴掌，破口大骂：“混账！你不是向我要*吗？今天给你大*，可你不鸣，你不放，好，你就躺倒装死狗吧，别忘了你的旧账新账都在我手上！”

当时仇道民被呛住了气，回不上话来，手打战，心发怵，散会后，他怎么也想不通，理不顺，一夜没有入睡，自己有什么账在人家手上呢？究竟是谁欠了谁！另一方面，校长也怒气不消，不甘罢手，觉得如果让仇道民漏网，会是后患无穷，他不可能没有问题，他以前爱舞文弄墨，肯定心有积恨，可是未能抓着他的字笔，又无法引诱他吐露出来。正在懊恼烦心的时候，郭洪斌出主意说：先整态度，挤也要挤出他的问题来，于是校长向大会领导汇报说：仇道民捣乱会议部署，不整下他来，最关键的两天鸣放就无法进行下去。于是，领导对校长的意见表示了支持。

第二天，仇道民一进学习室就横着一条标语：破坏鸣放有罪！有的人还回避着他，仇道民预感到要来名堂了，果然，校长宣布开会，按条按款数出了仇道民对抗运动的种种罪过，于是，预先安排好的人就愤然而起，叫喊着要仇道民交待，仇道民立起身起来，尚未发言，又责令他站上台去，仇道民打算听凭处理，顺从地站上台子，郭洪斌厉声发问，“你为什么要对抗鸣放，老实交待！”仇道民望了望郭洪斌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感到无从说起，犹豫之间，立即有人呼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仇道民知道这是斗争会的公式，便不做声，等待着揭发批判，几个人的指斥都是重复校长罗列的那些条款，不过是增加了一些谩骂的言词。每个发言者都照例向被斗者提出质问，而回答这些质问左右都是错。比如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答，“我没什么可说的。”则被认为是对批判者不满，仍在继续顽抗；如果说，“我请求解释一下”。则马上有人制止，“休想狡辩”；如此几番捉弄，被斗者只能闭口不言了，但这也不行，同样可以叫做“装死”，“抵赖”，“不老实”。一轮又一轮口号之后，便是罚跪之类的花样了，仇道民被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始终被认为态度顽固，他挪动了一下麻木的膝盖，便有人踢了他一下，仇道民无法忍耐了，他突然伸起腰来，说：“你们说我对抗便是对抗，说我顽固便是顽固，我都无所谓！”郭洪斌一听，跨前一步，扫过去一个耳光，把仇道民打倒在地，“我看你顽固，看你无所谓！”仇道民爬了起来，大声说：“我是人！把别人不当人，你能算人吗？”郭洪斌扬起手来，仇道民摆出拼命的架式，郭洪斌的手刚落到仇道民的身上，仇道民便喷了他一脸唾沫：“你个狗都不如的东西！”这样一来，会场一下子便乱了，校长赶快宣布仇道民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谁也不料这仇道民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整个会议都被他弄得一塌糊涂了。这时，运动尚未进入反右阶段，人们心里各有想法，都在推测这件事如何发展，如何收场。但无论如何，谁也不会料到，接下来的事会是那么富于戏剧性，仇道民经了这一遭，他拒绝反省，忽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进行鸣放，这就应了那句话：右派真是客观存在，终究免不了要跳出来表现一番，这正是大会求之不得的东西。第二天，仇道民在大会上鸣放了整整一个上午，从言论自由谈到政治*，从个性解放谈到人格尊严，从民众呼声谈到革命目标，当有人发现遗漏了某个政治专题而提醒他时，他立即又做了补充，他谈的完全是内心的真实想法，这自然会有不少呼应右派的言论，但他没有谈到诗社与学社的事，这大概是出于他那“我个人无所谓，只要不牵连别人就好”的观点。

这样，仇道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极右分子，随后就领受了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批判斗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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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想要了解反右中的所谓“辩论会”么？看一段郭洪斌精彩之极的发言就足够了。他手舞足蹈，洋洋自得地指着仇道民说：“你骂我是条狗，可爱的先生，你骂对了，我正是条狗！给校长当狗，给政府当狗好得很，这是我的光荣，我的骄傲，我就是了不起，你敢把我怎么样？告诉你，今后我还要更恶，更凶，更狠，非咬死你们这些右派分子不可！你是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跪好，你竟敢不低头，看老子今天捶死了你！”郭洪斌一口地道的土腔土调，把“狗”说做“gai”把“你”说成“n”把“我”说作“０”，而且，差不多每句话尾都要带个骂人的“娘卖bi格”，有人在台下偷偷给他画“正”字记数，不到二十分钟竟有二百七十八个“娘卖pi格”，据说这还远没有达到他创下的最高记录，须知，这类所谓的批判是得到领导默许，当作“群众斗争热情”而加以鼓励的！

由于校长在大会小会上坚持还要猛打穷追，郭洪斌终于把仇道民写诗，办学社的事情搬了出来，并宣称“这无疑是一桩反革命事件”，因此，当其他右派都被发落走了之后，仇道民与极少的几个同类被留下来等待公安机关的传讯审查。

仇道民这才发觉他干了件大蠢事，何必自投罗网，还往油锅里跳？他佩服倪老师的沉着稳重，就在鸣放的前一刻，倪老师去食堂吃饭时塞给他一张纸条，让他“为李墨霞想一想。”鸣放大会前，仇道民内心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最后，他还是用手在口袋里撕碎了那张纸条，大步走上台去鸣放起来，而且越放越不可收拾。他明白自己学不来倪老师。可他并不后悔，也许真如那些批判者所说，这叫做“本质决定”吧！多少年以来，他确实处在丢失自我的痛苦之中，在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掩盖，去扭曲自己的本性时，他显出十足的笨拙，总是藏头露尾，老招人嘲讽，现在好了，他的右派真面目暴露无遗，反让他没有了做戏的劳累，心情轻快了许多，他能吃，能睡，能耐劳苦，他只是不肯承认一点，他没干反革命。

然而，在这场诡谲莫测的政治风浪中并非没有弄潮的高手，周朴就是其中之一。他具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一开始就觉得这场运动的方向很不确定，许多年来，他已经感到身处其中的革命事业实际与当年所想象的目标相去甚远，反斯大林主义曾经引发过他许多的思考。从呼喊*到呼喊万岁，许多情况告诉他，被神化的权威一句话就足可以置人于死地，胡风事件只是一例。他读过胡风的一些论著，觉得不管怎么说，胡风与反革命的罪名挂不上钩。然而，在党校讲课时他偶尔说出的这句话就差点把他牵连进去，幸而他退却得快，辩解时在后头加上了一句：“现在，胡风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这对我们是个严重的教训！”胡风事件对周朴确实是个大教训，他当时之所以能够狡辩过去，主要是他初来乍到，与周围的人关系不深，还没有介入权力之争，也就没有人非要整他不可。在这次反右鸣放时，他小心得多了，仅是谨言慎行还不够，但只要心中有了底，周朴自然不少可进可退，左右逢源的警言妙语，在鸣放进入高潮时，他还不惜装病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这样，反右开始，他便占据了主动地位，恰逢顶头领导要借重他的文墨，便调他去当了省委办公室主任，这不仅对他自己，也对他的一些亲密下属有利，张炳卿去省里时就得到过他的提醒，“这场运动很快就会在县一级铺开，你得管住你那张嘴，你该知道你的嘴是共产党的，得为共产党说话啊！”张炳卿的嘴本来就很谨慎，再经这么一说，自然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次周朴以省委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下到县里来检查反右斗争的扫尾工作，可谓名正言顺，而他的心里却搁着两件需要假公济私的事。

一是有位部级老干部，现在成了周朴的顶头上司，他来省城时曾向周朴说起过一个人，那也是一个小故事。他说，鸣放初期，许多人攻击他为了把某大学一位年轻漂亮的文学教师弄到手，使尽了种种手段，最后因为那女教师不从，便把她赶出了这所学校。当时，为了鼓动鸣放，上头交待，有不有这么回事都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他感到尴尬，也感到委曲，他确实没有非调走那位女教师不可的意图，当然，事情也不同于在反右过后他向周朴说起这件事情时那样理直气壮：“简直无中生有，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可真金不怕火，那位女教师的调离与我全无关系，她本人当即就向组织写信证明了这一点。”

周朴问：“现在那位女教师去了哪里？”

“听说在你们省一所县中学当图书管理员，”这位老干部又补充了一句，还带着关心，“我也完全能够证明她的清白无辜。”

“女老师叫什么名字？”周朴马上想到了倪老师，虽然他只听张炳卿说起过这女人，并了解到她同姚太如的那段恋情。

“姓倪，据说学问蛮不错的。”老干部要求，“有机会的话，你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大问题，可以给她调个更合适的工作嘛。”

应该说，这位老干部此时的心态比较平和，得势者随口而出的一句话也许还包含着善心，想要回报倪老师在他焦头烂额时为他写了一纸信函，虽然倪老师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之所以发生这场颇带俗气的交易，是当时双方的处境都十分被动，这位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