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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处，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到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经过奋斗而突破命运之圈的人，当然也有不少，农村的孩子经过奋斗，十余年寒窗苦读，通过考试，又在大城市里苦苦拼搏，终于在大城市中安了个家，终于可以坐在麦当劳里吃着汉堡，透过玻璃悠闲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但更多的人，奋斗了一生，还没有达到权贵富豪子弟的起点。生在什么地方，不仅自己无法决定，即使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出生的那个人会是你，为什么你没有生在美国或者非洲。佛教中有一个比喻很形象，一棵树上开了许多花，花落的时候，有的落在了厕所里，有的落到了水里，有的落到了庭院里，这都是花无法自己决定的，而这无法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就是它们的命运。人的生命也应该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就出生了，生在何处，是自己无法决定的。

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命运”，叫“偶然”也罢，叫“必然”也罢，叫环境影响论也行，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东西是个体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唐代的刘禹锡认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愿望，有的东西根本是无从改变的。古人将这种无法理解、控制和改变的东西称为“命”或“天命”。儒家的圣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所说的“命”到底是什么？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注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如果我们承认有命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命运”？既然命运已经决定了那么多东西，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孔子和庄子对“命”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孔子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决定作用，人只能在天命的框架内活动，所以需要知天命，但另一方面孔子又以“天道远，人道迩”而将天道暂时搁置，而去做人世的追求。孔子又认为，富贵长生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甚至不是真正重要的追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还有比“死生”、“富贵”更重要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东西使人生充满了意义而有价值。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搁置天命，找到生命之根。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通俗地说，也就是“尽人力，听天命”，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事情的成功与否则交付命运，因为生命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努力的过程而非最后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孔子一方面天下滔滔，事不可为，但还是东奔西走，推行他的“道”。

庄子采取的态度是顺应自然，安命处顺，保全自己的生命，享受精神世界中的逍遥，不受物欲的煎熬，也就可以无视命运的存在。庄子将人生中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为“命”，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既然无能为力，那就采取安命无为的态度。晋代的郭象给《庄子》作注，他认为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由先天注定的“性分”决定的，是自然发生的，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的。而人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各自的活动又互相影响，使世界形成一个无比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最后的结果无法预料，因此每一个事物产生变化的原因也就迷失在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因果关系网当中。郭象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事情在冥冥中注定要发生的，无法认知，无法改变，无法逃避，所以应当以从容的态度面对发生的一切，因为一切能遇到的，都是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遇不到的是命中注定遇不到的。

一般说来，命运决定的是功名富贵，正如孔子所说的，人生中还有许多比功名富贵更重要的东西，命运还是给每个人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功名富贵可能与命运有关，但幸福快乐则决定于自己的心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有些情况下似乎又和命运相反，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多数都是命运坎坷的，比如屈原、司马迁，再比如李白、杜甫、苏轼等。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放手去做，在命运所划定的圈子里尽情发挥，尽情享受，只要尽自己的努力，也就够了，如果能突破这个圈子而有所创获，那很好，如果不能，也很自然。我们既要“知天命”，明白自身所受的限制，可以安天知命，顺应自然，如果真的要像孔子所主张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会淡然面对成败，只求过程中的意义，不论结果。前几年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而最近网络上发表的《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更是令无数农村出身的学子感慨万千。如果能够经过奋斗，走出山村，融入大城市，到麦当劳、肯德基里喝咖啡，这当然很好，如果经过努力没有成功，那么呼吸着山野的清新空气，喝着飘着淡淡清香的茶水，同样也能成为一种享受。

生命因有轮回而美丽

三生石上旧精魂，

赏月吟风莫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

此身虽异性长存。

——［唐］圆泽

苏东坡的《僧圆泽传》讲了一个关于三生的故事。富家子弟李源因为父亲在变乱中死去而参透人生，将自己的家捐出来改建成惠林寺，并住在寺里修行，与寺里的住持圆泽禅师成了要好的朋友。一天，他们相约共游四川的青城山和峨嵋山，李源想走水路，圆泽却主张走陆路。李源不同意，圆泽只好依他，感叹说：“一个人的命运真是由不得自己呀！”走水路到了南浦，一个妇人在河边取水，圆泽看着就流下了泪来，他对李源说：“她姓王，我注定要做她的儿子，因为我不肯来，所以她怀孕了三年还生不下来，现在既然遇到了，就不能再逃避。现在请你用符咒帮我速去投生，三天以后洗澡的时候，请你来王家看我，我以一笑作为证明。13年后的中秋夜，你来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一定来和你见面。”到黄昏的时候，圆泽就死了，河边看见的那个妇人也就生产了。三天后李源去看婴儿，婴儿见到李源真的笑了。李源回到惠林寺，寺里的徒弟告诉李源，圆泽原来早就写好了遗书。13年后，李源从洛阳到了杭州天竺寺，在寺外忽然听到葛洪川畔传来牧童的歌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听了，知道是旧人，忍不住问：“泽公，你还好吗？”牧童说：“李公真守信约，可惜我的俗缘未了，不能和你再亲近，我们只有努力修行不堕落，将来还有会面的日子。”随即又唱了一首歌：“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己遍，却回烟棹上瞿塘。”掉头而去，从此不知哪里去了。再过三年，大臣李德裕向皇上推荐李源，皇上封李源为谏议大夫，但李源早已看破世情，不肯就职，后来在寺里死去，活到80岁。

这是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其动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友谊，也不仅在于信约，而在于生死轮回的无奈，这无奈因友情和亲情而令人神往了。

到底有没有往生，有没有来世，谁也说不清。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古人就不住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很奇怪，忽然就来了，忽然就去了，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一粒种子，也应该有来处。死亡之后又到哪里去了？一抔黄土掩风流，腐朽的是肉身，总让人觉得有不朽的东西在，那么鲜活的生命怎么会一下子完全消失呢？人生代代无穷已，生命的延续好比薪火相传，流传不熄的离离之火是灵魂或精神。所以上古时代的人们就相信有鬼，祖先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游荡徘徊，在监督着保护着后代。但那么多的鬼魂在大地上漂游，一代代累计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容纳得下呢？荒山洞穴满了，就会跑到市镇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夹杂着无数的鬼魂。所以汉代的思想家王充就提出这个疑问，认为这是没有鬼的坚实证据。佛教传入中国，有了天堂地狱，鬼魂才有了居住之所。两晋南北朝时曾有过关于灵魂有无的争论，薪火相传的比喻被正反两方采用。到底有没有鬼，也是魏晋时人喜欢讨论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仍相信有鬼。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阮籍的孙子阮瞻坚持无鬼论；有一天一个人来拜访他；俩人就有鬼无鬼的问题辩论了很长时间；结果客人输了；于是说出自己其实是鬼；然后就消失了，阮瞻一惊之下就病死了。

有了地狱，鬼就住到了地狱里，但是地狱在什么地方？在地底下，一层一层的直到十八层。地狱也有挤满的时候，那怎么办？不要紧，有轮回。地狱只是一个流动站，人死后，鬼魂在这里受到审查之后开始分流，根据在阳间的作为或转世为人类，或转世为畜生，作恶多端的要在地狱中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这就是佛教的因果轮回，众生平等，包括动物在内，都要为现世所种下的因承担来生的果。

现代科学所能认识的只是我们身处的现世，另外的世界超出认识范围之外，只能加以想象。据说有的人能够回忆起前生，这种灵光的一现也只能是偶尔的千万中挑一。根据佛教的说法，只要有恩爱贪欲，就有因果，就逃不出轮回。只有大彻大悟，参透因果，放下一切，才能超出轮回，那就是成了佛。《圆觉经》里说：“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且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

有了三生，有了轮回，现世的生活才有意义，短暂的尘世生命才有了着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会让现世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会更加谨慎。有了因果轮回，这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恶，肆无忌惮的贪官污吏就会少很多，盗贼诈骗就会少很多，就会少了尔虞我诈、争名夺利，多了行善积德，现世就会变得美好一些。

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不想跳出轮回，因为有了爱欲，现世的生活才有意义，有了三生，才可以延续今生的友谊和爱情，才可以生生世世做朋友，永生永世做爱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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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到头无须报（1）

惟上帝不常。

作善，

降之百祥；

作不善，

降之百殃。

——《尚书？商书？伊训》

明代袁黄（字了凡）在《了凡四训》（又名《阴骘录》）中讲述了他的人生观点的转变经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少年袁黄遇到了一个姓孔的算命道人，孔道人向他讲述了命运的道理，并预见了他一生的命运，袁黄从此认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后来，袁黄在栖霞山中遇到了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听了袁黄对命运先定的观点后，很不以为然，于是向他讲述了因果报应之理，认为人可以通过积极的道德行为掌握甚至改变自身的命运。袁黄疑惑地询问云谷禅师：既然命运可以改变，那么怎么还可以称为命运？孟子有“求则得之”之说，那指的是求道德仁义，前定的功名富贵怎么可以求得呢？云谷禅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正如六祖所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如能反躬内省，只求道德仁义的提升，结果往往是不仅得到道德仁义，同时也可得到功名富贵，这就是内外双得了。如果只是向外求富贵功名，那结果当然是内外双失。云谷禅师所讲的这番道理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意思。袁黄得到云谷禅师的指引，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观，他开始按照云谷禅师所作的功过格，逐日记录自己的行事，在十多年间做了三千多件善事。在做到六千件善事的时候，袁黄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接着他又做了一万件善事，到了万历十四年，袁黄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宝坻知县。

袁黄担任宝坻知县时，一心为百姓谋福利，他积极兴办水利，疏通河道，修筑堤防，指导百姓沿海岸种植柳树，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消除了水灾泛滥，还促进了农业生产。他又免去百姓的多种杂役，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袁黄生活很俭朴，但非常喜欢布施，他的妻子也经常行善布施。据说有一次她为儿子裁制冬天的衣服，要买棉絮做内里，袁黄问她：“家里有又轻又暖的丝绵，为什么还买棉絮呢？”她回答说：“丝绵贵，棉絮便宜，将家里的丝绵拿去换棉絮，可以多做几件棉袄，送给贫寒的人家过冬！”袁黄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这样虔诚布施，不怕我们孩子没有福报了！”他们的儿子袁俨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广东高要县知县。现世的善报使袁黄明白了云谷禅师的立命之说，他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用来教育儿子，这就是后来传世的《了凡四训》。在这部书里，袁黄提出了行善十纲领：一，与人为善；二，爱敬存心；三、成人之美；四、劝人为善；五、救人危急；六、兴建水利；七、舍财作福；八、护持正法；九、敬重尊长；十、爱惜物命。

善恶报应之说由来已久。《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这种朴素的善恶观念，维持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转。律法不到的地方有道德的裁判，但道德说到底还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的慎独云云，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做到，道德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在阴暗的角落里，只有善恶因果在起着作用。如果没有因果报应，法律、道德都会失去最后的根基。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像袁黄那样相信积德行善能够得到好报，甚至改变人的命运，恶才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民间一直存在的朴素的善恶报应观，至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佛教理论之重要支撑的因果观，使报应之说更深入人心。佛教中有业因果报之说，“业”意为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可分为善业、恶业、无记业（不受果报的）。人生的一切都是受业力的支配，业就是因，也叫业因。佛经偈语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业因果报与生死轮回密切相关。业力好像种子，储存在第八识（含藏识）里。第八识把一个人前世做的善，恶业带到现世来，又把今生所造的善、恶业带到后世去，就这样轮回不息。

后世出现的劝善书，实际上是儒、道、佛以及民间善恶观的融合。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是各种宗教的最后基础，虽然不同的宗教对善恶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北宋末年出现的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在后世传播最广；其开篇云：“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下面列举了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作趋善避恶的标准。该书强调现世现报，作恶有过的直接后果就是肉体的消亡，而行善能使人得道成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善恶到头无须报（2）

所有这些劝善行善，都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前提，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