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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第2页）

1955年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接着在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国农村一刀切地进入“合作化运动”，但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中国的知识界却迎来一个难得平静的艳阳春。

1956　年1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半年来，周恩来精心组织和修改这份重要报告，直至会议召开的当天凌晨，他还伏案做最后的修改。旭日临窗，晨曦洒在周恩来疲惫的面容上，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的批示，才躺下来稍做休息。

历史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周恩来这个报告都不为过，因为如此明确和深刻地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来，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央的知识分子会议如一声春雷，滚过神州大地，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史称1956年为中国的“兴旺之年”。

召开此次中央会议之前，中央紧急向哈军工要关于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材料，刘居英和刘有光马上组织有关干部总结一份经验材料，定稿那天在刘有光家里连夜讨论，刘有光对王序卿说：“我们军工对知识分子就是三句话：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第二天，刘有光风风火火赶到北京，代表学院参加中央会议，哈军工的经验材料首次送进了中南海，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普遍好评，在全国产生良好影响。

在陈赓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放在桌面正中，陈赓用红铅笔在报告上认真画过重点线，他已反复看过两三遍。此刻，他正背着手，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着，他望望结着冰花的玻璃窗，思绪一下飞过冰封雪盖的关东大地，飞到哈尔滨南岗高地上的哈军工。现在，学员们正在期末考试，马上要放寒假了，中央会议的精神不能因为放假而耽误传达，党委要雷厉风行，学好总理的报告。想到这里，陈赓抓起电话，给许鸣真拨过去：“鸣真呀，你通知刘副政委，他回哈尔滨之前来找我一下。”

刘有光带着陈赓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大雪漫天，寒气砭骨，他钻进冰冷的小车里，裹紧大衣，半闭着眼睛，他的耳畔还依稀响着怀仁堂里雷鸣般的掌声，眼前浮现出离京前，陈赓叮咛的殷切目光。

院党委根据陈赓的指示，第二天就认真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党中央做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论断，让党委成员耳目一新。刘有光叹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从来没有像总理这次说得这么透彻，党委要把中央精神迅速传达到各部、系干部中，变成我院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

徐立行有一种心情豁朗、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分管教学科研，是老干部中十分注意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位，却常常听到“徐教育长是老右”的风言风语。他在发言中重复周恩来的话：“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他认为，“我们学院也不例外，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是信任。”

主持会议的刘居英兴奋地谈到他自己对中央报告的理解，他说：“为了落实会议精神，陈院长在电话里指示我们要像1952年筹办学院的‘三边并举’那样，边学习，边改进，边行动。总之，兵贵神速，特别是‘向科学进军’，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科教部要在春节前拿出方案来，一过春节，我们就开大会。”

春节刚过，北风把干枯的树枝吹得“呜呜”响，可没有谁想待在家里休假，全院的教授会都在上班，抓紧制定科研工作规划，“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已变成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教授们戴着皮帽子，双眉结着白霜，大家在马路上匆匆擦肩而过，虽来不及寒暄，但一瞬间对视的眼神，就足够让双方心领神会。

2月29日，哈军工召开第一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检阅一年多来各单位的科研成果，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参加会议的除各级领导干部、苏联专家、教学骨干、优秀学员外，总政机关和哈工大等兄弟院校也派来了代表。

3月1日，满面红光的徐立行代表院党委做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军事工程干部，发展军事技术思想。学院起着洪炉的作用，她应教育和培养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专家。军事工程学院应当成为军事技术思想的研究中心，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学院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从计划本身来看，也说明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党中央提出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学院全体科学工作者不仅感到振奋、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徐立行批评了学院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部分教师缺乏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情；二是闭关自守，与各军兵种部队、国防研究部门及生产单位缺少联系。他要求广泛发动全院教师参加科学研究，并准备学位论文，制定全院科学研究五年规划，建立科学奖励制度，指导学员开展科学研究，改善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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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2）

徐立行的报告，代表了哈军工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在中国向科学进军的长征中，作为军事科技发展中心的哈军工当之无愧是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头兵。

经过院、系两级的严格推选，从全院教师的论文中精选出21篇，有20位教师登台宣读这些专题论文，庄逢甘一个人就有两篇。这21篇论文代表当时哈军工的最高学术水平。数十年后，从这20位教师中走出来不少两院院士、著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科技研究会开得热烈而紧凑，成为全院人员关注的焦点，在哈军工，“向科学进军”可不光是喊喊口号，而是全院上下的实际行动。

3月底，学院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专门传达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做专题报告。

刘有光一到哈军工就把政治部日常工作交给张衍主持，他自己则学着陈赓的样子，每天钻进知识分子当中，自称是“炒菜的大师傅”，为知识分子服务，所以要讲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刘有光首先总结了建院以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军队干部缺乏与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工作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经陈赓同志再三指示与亲自工作，但有些干部起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仍有一种片面认识，如将复杂经历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看待，忽视他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变化与进步，对他们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往往对他们黑暗面看得多，光明面看得少，看缺点是具体的，看优点是抽象的，这表现在对教授欠尊重，欠信任，错误地认为这些‘旧人员’是反动、落后的，‘待遇过高’的，并以‘主人’‘家长’的身份自居，视教授为招聘来的教书先生，对他们存在‘利用观点’。在教员方面，则看不惯军队生活作风，怀疑能否发扬其业务能力，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如有的教员来时不带家属，想看看再说，存在‘做客’思想。因此军队干部与无军籍的教师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界限。”

刘有光是坦诚的，他如实讲出几年来哈军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的偏差，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知识分子，与会的教授、讲师们都频频点头，心中受到深深的触动。

刘有光又谈到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在实行军官薪金制之后，知识分子的工资显得偏低。现在我院教授的平均收入每月约元，只相当于一个正团级军官的收入；副教授每月平均收入约167元，比不上准团级军官的收入；讲师每月平均收入约109元，比不上一个副营级军官的收入；助教每月平均收入约63元，只相当一个正排级军官的收入。为此，全院决定进行统一调整，并建议军委考虑对参加国防军事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可否适当提高，以资鼓励其积极参加国防建设事业。

只需提及刘有光报告中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就足够了。在周恩来大声疾呼“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之后两个月，在千里冰封的北国，是哈军工这所军队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起而响应，认真具体、实实在在地落实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敢于把提高工资待遇这个敏感问题都公开摆出来，哈军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魄力应该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党代会向全院发出响应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扩大专家队伍”的三项任务和扩大学员数量，培养、储备师资力量，加紧培养研究生、硕士和副博士，制定科学研究工作5年计划和12年规划，在高年级学员中广泛开展科学研究等八项措施。

党代会刚结束，学院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一周的全院教师会议，该会议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效果之理想是哈军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徐立行教育长代表院党委在大会上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卢庆骏向大会传达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教协主任周明【溪鸟】做了教协工作总结报告。

从来没有看到哈军工的老干部和老教师们如此心情激动过，发言的人争先恐后，排成长队。李懋之、张衍、贺振新等老干部们诚恳地检查自己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缺点是“思想上的右倾保守，政治上的宗派情绪，生活待遇上的平均主义”。专门做知识分子工作的王序卿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老干部们严于律己、坦诚待人的态度感动了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们，于是老教师们也纷纷走上讲台，掏出自己的心里话。

刘恩兰听到李懋之特别检讨“门诊部把一位女博士当家属看待”的事，自己因为衣着朴素而被不认识的医生误会，院领导却来承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