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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第1页）

“带罪的玫瑰”：有争议的女性

从女性的生存状态看社会的建制或时代的风气，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民主社会，就说女权主义者，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有“铁娘子”，也有执意保持女性特质的，总之无改于参差多态。倘若是军管性质的社会，极权主义国家，不爱红装而爱武装是受到鼓励的，广大女性明显的单一化、雄性化、武士化。从古代的斯巴达，到现代的纳粹德国，似乎都如此。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至少有一半是女性，从身体到日常生活，女性的原有的东西遭到挤压，替换为含有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内容，被驱逐或被诱惑为极权统治服务。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Riefenstahl），就是在这种单调、压抑而又狂热的时代气氛中，惊现在艺术舞台上的一位典型的德国女性。

里芬施塔尔于1902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酷爱体育运动，还在国际性的滑雪比赛中得过奖。她特别喜欢舞蹈，21岁即开始担任独舞表演，在各大城市演出时备受欢迎，并为柏林的媒体所追捧。无论容貌、体格、精神气质，都是符合纳粹关于优秀的雅利安妇女的标准的。可是，里芬施塔尔并没有为德意志生儿育女，她生产的是电影，一种新型的艺术。她执导的两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以独创的、咄咄逼人、霸气十足的风格，为她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二战结束后，里芬施塔尔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而遭到逮捕，经过四年的囚禁生活，于1949年出狱。由于同纳粹的关系，她受到世人，包括好友和亲人的冷遇，美国和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放映她的电影，她还曾先后在奥地利、法国等国蹲过监狱。

她的电影导演生涯，至此宣告结束。然而，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又在摄影方面重新开始她的艺术道路。她数次深入苏丹，拍摄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风习，随后出版摄影集，并举办展览。七十二岁时，谎报二十岁年龄，参加深海潜水训练班，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员。她在水下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数千小时的录像资料，后来又将摄影结集出版。

“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里芬施塔尔说。

2003年，一百零一岁的里芬施塔尔去世。全球的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并再度引发争议。这时，确实有许多人站出来为她说话，试图颠覆战后的结论，把美和艺术从她的作品中分割出去，并加以赞美。但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仍然不在少数。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物，艺术美意味着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艺术家难道真的可以全然抛弃政治道德立场的吗?里芬施塔尔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电影:从大众的戏子到权力的宠儿

电影俘获的观众之多，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比拟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电影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娱乐圈里的一件新鲜的玩艺；到了二十世纪初，便以其机械复制的优越性，引起了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关注。于是，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电影业先后迅速发展起来。

阿伦特经研究指出:极权主义首先注意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尤其在战争期间，宣传变成了灌输。著名的谎言家、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说：“我想开拓电影，使它成为一种宣传工具”；又说：“电影是最有影响的获得广大观众的一种手段。”这样，电影从大众的戏子变做了权力的宠儿。在纳粹的管治下，固然它逃不掉政府权力的操控，相反，乐于充当服务生的角色，为极权主义政治服务。这些影片，表面上可以分为两类，除了赤裸裸的宣传片，如宣传反犹主义，美妙的农村生活、英雄战争等等之外，便是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娱乐片。所谓娱乐片，在人权遭到肆意蹂躏的恐怖的现实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虚幻的、无忧无虑的、完美无缺的图景，提供笑料、鸦片，实际上在讴歌现政权，仍然脱不掉宣传，只不过手段隐匿一点罢了。

“纪录电影”一词，第一次出现于1926年2月。最早的纪录片，是“纪行电影”，异国情调的风光片，观赏效果大概跟娱乐片子差不多，而纳粹居然也有本领把它制作成宣传片。电影理论家格里尔逊说，电影可以成为“雄辩术”，因为任何叙述形式，都比不上能够仰角拍摄的摄影机，和经过剪辑的片段那样简单明快的“观察”。他肯定说，纪录片“能够决定舆论方向”。其实，政治的触角比艺术更灵敏。纳粹的电影实践，早就跑到这个英国佬理论的前面去了。

希特勒一眼便看中了里芬施塔尔。世间传说里芬施塔尔是希特勒的情人，可是并无实据。其实这倒小觑了希特勒，这位“伟大的”德国元首是经受过艺术训练的，他欣赏里芬施塔尔的并非只是美貌和才华，还有她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为他所需要的“时代风格”。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是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们从里芬施塔尔早期的高山电影中发现了偶像崇拜，本质是男性崇拜、权力崇拜，是对于宏伟的生命力和征服的内在要求。

这种带有集中与极端倾向的生命气质与极权政治的契合，使里芬施塔尔成为纳粹从事电影蛊惑宣传的最佳人选。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在其他政策和策略上错误百出，但是在组织上，也即在人事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是说，它所选用的人才可以确保绝对忠诚。事实上，在从事电影宣传方面，里芬施塔尔也还不是完全被动的，被选择的。即使她在回忆录中一再声称不问政治，不懂政治，至少，她同希特勒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出于她的主动求见。当希特勒在地堡死去多年以后，她回忆起当年的元首，仍然流露着欣赏和感激之情。她不会不知道，只要与这样一个政权沾上边，所有的工作，是没有不带政治性的。

《意志的胜利》：纳粹党的颂歌

当里芬施塔尔初次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愿望。不久，当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即邀请她为纳粹上台后第一次党代会拍一部新闻影片。这部片子的全部费用当然由党承担，至于片名，则由她本人把党代会的名目完全搬用过来，叫《信念的胜利》。

这不过是一个序曲而已。过了一年，即1934年8月，希特勒再度邀请里芬施塔尔为纳粹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更大的党代会拍摄纪录片。在大会召开前4个月，里芬施塔尔即率领摄制组170人来到纽伦堡会场。行政专员为他们配备了所需的一切，而党所提供的经费是无限制的。里芬施塔尔指挥三十多台摄影机同时开工，摄影师一直穿着纳粹德国冲锋队制服工作，各种车辆和无数聚光灯随时听从她的调遣。整个电影的制作，是被当做政治任务去完成的。连大会安排的进程，也被连接到影片开场的工作中来:仪式的展开、游行、阅兵、群众的移动、纪念碑和体育场的建筑，所有这些都根据电影的需要而决定。党的领导人在讲坛上的某些镜头受到损坏之后，希特勒即下令重拍，他们甚至在希特勒不在场的情况下进人斯佩尔搭建的摄影棚，演戏似的重新宣誓，效忠于元首。桑塔格在揭露该片是一部宣传片而非单纯的纪录片时，嘲讽说是“历史变成了戏剧”。

纳粹的美学原则是行动的，即赋予权力意志以形式。在现场摄影期间，为了使影片富于动感，里芬施塔尔让人在演讲台四周装上运行滑轨，还在38米高的旗杆上安上电梯，以使摄影师可以确保在适当的距离中围绕希特勒进行拍摄。她还运用这种创新的技术，动态地展示行军队列的全景流动，制服的变换，军旗的行进等等，给观众制造参与其中的幻觉。里芬施塔尔的摄影镜头不断对准宏伟壮观的“胜利的党代会”会场。在给纳粹的“伟大”仪式的场面作调度时，她使用的是一种绝对的视觉，总体的视觉，以突出希特勒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影片一开始，希特勒的专机突破茫茫的迷雾出现，然后便是一连串的集会、游行、呐喊、森林般的舞手礼，在群众和旗帜的海洋中，希特勒始终被放置于中心位置，“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声频频响起；他的形象高大，背影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而他掌握中的群众，看上去只是一群灰蚂蚁而已。电影结束在瓦格纳的史诗音乐之中，赫斯带头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

整部影片的产生离不开希特勒，最后连片名也是希特勒根据党代会的主题给取的，那就是《意志的胜利》。

为了确保新片完美无瑕，她在总共十三万米的胶片中选出三千米左右进行剪辑，因为有关国防军的镜头质量不好，被她删除了。本来她应当知道，希特勒兼任总统和总理，还是三军总司令，把党、国家和民族的意志集中于一身，是臾不能失去军队的支持的。果然，不但将军们普遍不满，希特勒也为此动怒了。一向高傲的里芬施塔尔赶紧为国防军补拍了一个影片，这就是《自由之日:我们的军队》。

《意志的胜利》在德国及西方国家放映时引起轰动。狂热的巴黎影迷把里芬施塔尔拾到肩上，拥抱、亲吻，甚至把裙子也撕坏了。影片获得“国家电影奖”，威尼斯影展的金奖和巴黎世博会的最佳电影奖。

希特勒多次向里芬施塔尔献花，发出贺信和贺电，还有亲笔信。在《意志的胜利》首映结束后，他还给这位御用艺术导演亲自赠送了宝石项链。

《奥林匹亚》:身体政治

1936年，里芬施塔尔以同样的叙事风格，为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拍了一部更为宏伟的纪录片，叫《奥林匹亚》。

她多次自我辩护“政治上的无知”，却把政治意义恰到好处地加之于远离政治的体育盛会之中，以至用纳粹精神置换奥运精神。希特勒对《奥林匹亚》赞赏有加，首先就在于它的政治性，说：“她赋予了这部影片以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命运。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