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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指的是提供帮助，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已经很好了！这不可能有错，因为乐于助人一直以来都是好品质。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抓住了友谊的本质？看看下面这段父子对话：

儿子：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朋友？

父亲：可能在朋友眼中我一直都乐于助人。

儿子：我也乐于助人，也帮助过不少我认为可以当作朋友的人，但结果我没

有几个亲密朋友。

如果友谊仅仅是提供帮助、对朋友有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最终没有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么多朋友？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这些表面上友好的助人之举背后的倾向。不是怀疑这些助人者的真诚，而是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我提供帮助，因为大家都说助人是一件善事。

我提供帮助，因为我的朋友在此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

遵从道德原则还是帮助朋友

如果我们的助人行动是基于第一种倾向，我们也许是出于真诚和好意，因此会得到道德上的嘉许。无疑这是友好的举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举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友谊起作用？问题是，在这种思想背后是一种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莲。　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　说的“对于抽象道德准则的忠诚”，而不是“对于人的忠诚”。在忠于抽象道德准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尽可能友好并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假设这就是大多数道德准则赞同的做法）。但问题是，我们可能是基于一般化的规则去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遵从了一些外在的指令（例如，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而提供帮助者也许仅仅是通过遵守一些公认的道德准则来完成道德行为，而不是真正地帮助某个独特的、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人。然而，从接受帮助的一方来看，对方是否是基于对他们提出的实际的需求以及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来提供帮助，这一点意义重大。

无疑，接受帮助肯定是令人受益的事。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在意自己到底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个，还是被朋友看做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当然，我们不会怨恨那些对所有人都友好的朋友，但我们肯定不会把这样的人看做亲密朋友。在真正的友谊中我们寻求的关注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对于某个独特个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个体独特的“需要、渴望、自我认同、历史，以及涉及独特个体的方方面面”。

在忠于一段友谊这个新的信念下，不再是盲目遵从某种教导我们好好做事、好好待人的一般规则。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朋友当成拥有独特的背景、兴趣和问题的独特个体来给予独特的关注。表示我们的关心和关注的方法，不只是遵从一般的、机械化的“助人”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每个具体的事件中作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我们的朋友的特别的需要、兴趣和价值观”。简言之，真正的友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你的朋友根据你是谁、你们共同经历了什么、什么是你的最大利益，来为你做事，而不是仅仅遵守一般道德原则。根据这种理解，有两点对于“忠于人”是很重要的：

作为对人忠诚的友谊（2）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要想发展并最终转化成真正的友谊，我们到底多慷慨、多友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对方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欣赏（虽然不是共享）对方的价值观和兴趣。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如何能针对一个独特的人来行动或表示关心呢？与朋友相处，重要的不是你是否能借给他钱或帮他通过考试，而是你是否愿意认真倾听并理解和欣赏他的职业发展、价值观、生活方式。

第二，给朋友提供利益或帮助并不是我们关心朋友的最好的方式。支持和帮助，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如果时机不当，可能会损害友谊。即使我们非常在乎朋友，也不是对所有的朋友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该同样地行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是要取决于某个朋友的独特的需要、价值观和目标。也许大多数时候，我们及时的帮助会得到朋友的感激并有利于友谊发展。然而，我们的热心也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真正的友谊，或者对一个人真正的忠诚要求我们判断何时该借他钱，何时该不予理睬；何时帮他成功，何时看着他跌倒；何时为他牺牲，何时放手不管。

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例子

在乔治。　奥威尔不太出名的一本小说《让叶兰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中，描述了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一段艰辛的友谊。故事的背景是20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高尔顿是一个有些文学天才的年轻人，他本可以轻松地得到

*　1997　年拍成电影，电影的名字被译为《人望低处》。——译者注

一家广告公司的很好的职位。但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高贵的诗人而非一般的广告人。所以他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开始了清贫的生活，在一家二手商品店当店员（每月只有两英镑工资）。原因是：他要发动一场针对金钱的战争，要远离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生活。最后他发现以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他过体面的生活。当高尔顿为自己那贫民区的房租发愁时，拉弗尔斯顿正舒适地住在位于丽根公园附近的四室公

寓中。

高尔顿最大的问题是他英勇的“选择”：那个每月两英镑的工作既没有给他

带来尊严也没有让他成为英雄，而拉弗尔斯顿的问题是他的800　英镑年金给他带

来了耻辱，因为这对于一个想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他来说太多了。尽管二人

的地位、财富相差悬殊，他们却成了好朋友（至少在小说的前半部是如此），因

为他们有两点共鸣：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

很明显高尔顿这个人很难相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更难跟他相处了。

然而，拉弗尔斯顿与高尔顿“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有一次他帮高尔顿找了一份

工作。但他不是遵循助人和友善的抽象的道德原则，他也从未把他认为“好”的

东西强加给高尔顿。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高尔顿要的是什么并尊重他的选择。奥

威尔这样描写二人的关系：

他（高尔顿）找拉弗尔斯顿并请求帮助。他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好的”工作，而是一份能维持肉体的生存而不至于吞噬了灵魂的工作。拉弗尔斯顿对他的请求完全明白。关于“一份工作”和“一份好工作”的差别也无需再多解释了……（　拉弗尔斯顿）　总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

奥威尔是对的，他说拉弗尔斯顿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把他认为是体面

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高尔顿或以此来帮助他。在维系这段精神平等、物质

不平等的脆弱的友谊中，拉弗尔斯顿很成功（最初是如此），因为他能够根据高

尔顿的独特的需要和价值以某种微妙的、独特的方式提供帮助。

除了花费心思帮高尔顿找一份“工作但非好工作”之外，拉弗尔斯顿还在很

多方面很细心以免伤到高尔顿的自尊。他们见面时从不去餐馆也不一起用餐，因

为任何涉及钱的活动都可能对高尔顿是一种羞辱。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在大街上、

要么就是在酒馆里见面，因为只有在那里“高尔顿才感觉和拉弗尔斯顿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