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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