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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忌惮小弟的大哥（第1页）

再来看政治上，尽管与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并称五代，但后晋却是唯一一个不完全主权国家。

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遭受了政治上的先天阉割：

秉承着“当孙子就要一当到底”的原则，石敬瑭从太原城下一直到登基之后，对契丹之谦恭一刻未曾弱化。

凡上书与耶律德光，必是以“儿”开头，每逢契丹使者前来宣诏，贵为皇帝的石敬瑭都要跪地拜受诏敕，丝毫没有思想包袱。

哪怕是契丹使者无礼骄横、横加斥责，后晋自石敬瑭以下也都是卑躬屈膝、竭力讨好。

如果上述行为只是面子上有损，那么契丹对后晋重要人事问题的插手，则赤裸裸的体现了后晋政治上的残缺：

当时太原之战取得胜利，耶律德光要率契丹军主力北返，并留下部分兵力随石敬瑭南下攻占中原。

而石敬瑭在临出发前，特意向耶律德光请示留下何人驻守大本营太原。

耶律德光让石敬瑭把所有的儿子全部叫来，最终凭感官指定了石敬瑭养子石重贵。

纵然石敬瑭有亲子在，也只得按照“父皇”之命，将全部家底留给养子照看。

再有，石敬瑭筹划投靠契丹之时，属下臣子桑维翰曾极力支持、多方筹划，并多次出使契丹为石敬瑭求援。

关键时刻，他甚至自旦至暮的跪在耶律德光帐前，哀声哭泣，并代表石敬瑭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父皇之欢心”的豪言壮语…

（慈禧听了都得喊声“英雄所见略同”…）

耶律德光大为惊奇，随后以“忠心”为由，指示石敬瑭任命桑维翰为宰相。

桑维翰后来两次为相，权倾朝野，地位之稳固比石敬瑭都不遑多让。

后晋不仅在政治上面临颓势、军事上处于被动，就连财政上都被契丹彻底吸干。

按照约定，后晋每年需要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

尽管数量不菲，但比起写在合同里的明码标价，契丹没有标准和限度的“勒索”才真正让人绝望。

一年之中，契丹使者要来数次，每次耀武扬威、吃饱喝足一番后，都要带着长长的车队回国，那自然是儿子石敬瑭对父皇的孝敬。

此外，贵为礼仪之邦、一国皇帝的石敬瑭还带头践行孝道，每逢“三节两寿”之际，无需暗示便早早的备好重礼送达北方。

本就连年战乱、国库空虚的中原政权，怎能支持这般海量输出…

经年累月，不仅百姓日益贫苦，就连国家建设也因为财政困难导致转圜空间越来越小，国事再难有起色。

更甚者，石敬瑭还开始了破罐破摔：此前十分节俭的他，却在当上了屈辱的儿皇帝变得异常奢侈。

因嫌弃洛阳殿宇破旧，他在登基后不久将国都迁至开封，并大兴土木，用大量的黄金、美玉和珠宝装饰宫殿。

（而洛阳城也就此结束了五代时期短暂的都城生涯，开封取而代之成为了今后三百年中原政权的首都。）

石敬瑭突破底线的卖国屈膝，对内带来的更大危害，则是臣子对皇权的轻贱和国家秩序的崩塌：

担任魏博节度使的范延光和成德节度使的安重荣，因不满投降契丹的政策，先后两次反叛…

刘知远，历任担任邺都（魏博）留守兼管禁军、北京（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能主政后晋的龙兴之地，足以看出其在后晋政权中的咖位和分量。

然而，其时贵为国之重臣的刘知远，最早就只是李嗣源麾下的一名低阶大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