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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唿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而这家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

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地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淫的全部抓。”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熊掌一样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油光可鉴，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得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加那场清剿假烟行动的。我在把副区长带到了指定地点后，就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我离开了那支行动的队伍，我跟在队伍的后面，混迹在一大群围观的人群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思观察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惴惴不安，有人心怀侥幸，有人期盼惊喜，有人忧心忡忡，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这个戴着口罩冒充病人的男子，是行动小组的眼线。

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唿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唿，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石子打在城管的有机玻璃盾牌上，当当作响，声势惊人。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20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一个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都内容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件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前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和失职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那时候的我身无分文，胸怀坦荡，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无所畏惧。

这些年我一直会想起那天见到总编的情景。总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