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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这才值几个钱。”范无病鄙夷道，“让吴作栋把说出去的话在反过来说一遍，我回赠他两百台呼吸机，够他子子孙孙用下去了！”

范亨接着说道，“除此之外，他们也承诺，在非典危机基本解除之后，淡马锡牵头在上海推出中国和新加坡历史上最大的论坛，以显示了他们对于中国的信心，并计划邀请美国、英国、欧洲，澳洲和中东的全球投资代表汇聚一堂。”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冲人气而已，我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做到，哪怕是现在都可以做到，我并没有从中看到诚意或者悔过的态度，不过，高层是什么意思？”范无病问道。

“高层的意见有些分歧，显然受外界的干扰比较严重。”范亨回答道，“大概吴作栋的前任秘书会来香港这边儿，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中央方面觉得不宜开罪新加坡的话，这事儿估计就算是揭过去了。”范亨皱着眉头回答道，“而且据说。淡马锡正在筹划用十五亿美元来换取中国银行百分之五的股份，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么便宜？！贱卖国有资产啊！”范无病一听这话，立刻就蹦了起来，大声嚷嚷道，“卖给我哦，我出二十亿美元行不？！”

事实上淡马锡的胃口确实很大，仗着自己在大陆的人脉关系，以自己精于金融业管理的借口，大肆疯狂掠夺几大国有银行的股权，所花的代价却非常之小。这事儿范无病前世就听说过的，眼前碰到了这个机会，自然是想要一脚踢开淡马锡，自己操刀上阵了。

要说资本，要说管理团队，要说管理经验，淡马锡怎么可能比得上范氏投资集团？范氏投资集团一年的盈利都要比淡马锡的总资产多上好几倍，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现在新加坡自己主动跟中国翻脸，从此中国考虑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时再也不必替新加坡着想了，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只替自己的利益着想，谁也休想再对此说三道四，这对中国实际上是一大解脱，难道不是好事？

再者，中国跟东南亚诸国只需国与国之间直接打交道就是了，本来就没必通过东盟，东盟的存在实际上成了新加坡手舞足蹈、抬高身价的舞台，除了对新加坡有利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并没多少好处。

中国从此不声不响把东盟晾在一边，直接跟有关国家打交道，实际就拆了新加坡的台，减少这个江湖骗子行骗的机会，这对谁都没伤害，如果能够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或缅甸陆路运输工程，美国利用新加坡为基地封锁中国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美国使用新加坡基地的重要性也相应减少。

这样一来，新加坡想卖基地也卖不出好价钱了。

即便是卖出去了，那主要用途与其说是对付中国，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自然不会不明白这点。那样一来，想收拾新加坡的国家自有其人，用不着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了。

范无病想了一通儿，就觉得这一次还是要媒体先行，经济挂帅，把淡马锡给踢出中国去，对于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何况，几大国有银行的股份，与其白送了外人，还不如便宜了自己。起码能够卖个好价钱，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少一点儿。

第一千二百零二章　谈话

范亨和范无病父子俩在香港这边儿未雨绸缪。布置大局，国内却是乱成了一团儿，情况非常危急。

四月二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

四月三日，卫生部长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他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京城12例，死亡3人。

四月十日，卫生部副部长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四月九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京城仅有22例、死亡4例。

四月十五日，卫生部公布，截至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京城只有37例，死亡4例。

四月二十日，新华社发布中央的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免去京城市长的市委副书记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和京城市长。

这一天，距离卫生部部长就任也就是一个月，京城市长就任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京城确诊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五天前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报告中，京城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数和十天前相比一个也没有增加。

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京城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又哪里谈得上把控全面情况，尽责尽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天灾固然可怕，但是人祸更为可恶。

根据卫生部副部长的介绍，媒体才知道，国务院一再要求京城市政府统筹不同部门所属医院疫情的调查和监测，但是成效不大，而作为卫生部对京城的防治也指导不力，最终公布的数字居然是国务院特派小组在北京各大医院挨个统计排查出来的，这难道就是京城要建设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理论上讲。作为后来才发生疫情的全国各地尤其是京城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说卫生部自身公布的数字是可信的话，那么不断上升的发病数也早已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结论，更何况还存在着他眼皮之下的瞒报漏报，这让生活在京城的，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众多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环境的同时，作何感想？而他们在党政一把手们频频视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以及京城的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的新闻报道面前又会作何感想？

如今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在社会发生重大疫情时，作为大众的传媒没能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社会沟通作用和预警作用，这也是严重的失职，疫情岂是媒体回避就不存在的，相反，由于媒体的回避而造成信息不畅只会加剧社会公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抱怨，欺上瞒下的结果一来延误防治的战机，二来败坏政府的形象，三来误导政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