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再次回来的时候推了一把轮椅。是时候下楼去产房了,她说。珍妮觉得坐在轮椅里面非常愚蠢。她跟自己说,农妇们都在田里分娩,印第安女人几乎想都不怎么想,让人抬着就能生孩子。她感觉自己软弱无能。然而是医院要她坐的,而且考虑到那位护士身材娇小,或许还是坐上轮椅的好。说到底,要是珍妮站不住昏倒了怎么办?尽管她说过那么多勇气十足的话。眼前浮现出那个娇小玲珑、一身粉色的护士,蚂蚁似的,拖着庞大的珍妮在走廊上蹒跚而过,一路推着她,仿佛推着一只笨重的充气沙滩球。
她们经过登记台的时候,有个女人被推走了,她躺在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她闭着双眼,一瓶液体透过一根管子输进她的手臂。有哪里不太对劲。珍妮回头望去——她感到这就是那个女人——但那张盖着被单的推床这会儿已经被登记台给挡住了。
珍妮在昏暗的产房里脱下她的睡衣,让护士扶着上了产床。A把她的手提箱拿了进来,其实也不是手提箱,而是一只小小的旅行袋,这其中的意义尚未逃脱珍妮的注意,实际上,她现在还有了些许忧虑的感觉,和飞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忧虑,包括对于坠机的恐惧。她拿出她的救生圈薄荷糖、她的眼镜、她的毛巾,还有她认为自己会需要的其他东西。她摘下隐形眼镜,把它们放到镜盒里,提醒A说千万不能把它们弄丢。这下她成了半个瞎子。
包里还有一件东西她没拿走。是一个护身符,几年前一个朋友外出旅游回来当作纪念品送给她的。是一个圆角的长方形,用不透明的蓝色玻璃做成,上面画了四只黄白相间的眼睛图形。她的朋友告诉她,在土耳其人们把这件东西吊在他们的骡子身上,保护它们免遭恶魔之眼袭击[10]。珍妮心里明白,这个护身符十有八九对她没用,她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骡子,但有它和她一起待在房间里,让她觉得更安全一点。她之前计划在分娩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把它握在手里,可是不知怎么地,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实施这种计划了。
一个年长的女人,一个丰满的、年长的女人,穿着一身绿色,走进房间里,坐到珍妮身旁。她在对A说话,他正坐在珍妮的另一边。“这表不错。这种表再也造不出来了。”她说的是他那只金色的怀表,他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正摆在床头柜上。接着她把手放到珍妮的肚子上,摸了摸宫缩。“这个不错,”她说道,带着瑞典或是德国的口音。“这个,要我说才叫宫缩。之前那些,什么都不是。”珍妮已经无法想起自己之前是不是见过她。“不错,不错。”
“我什么时候会把孩子生出来?”珍妮问她,趁她能说话的时候,趁她不再数数的时候。
年长女人开怀大笑。毫无疑问,那种笑容、那双部落酋长的手,已经掌管过一千张病床,一千个厨房的桌案……“还要很久呢,”她回答,“八个,十个钟头。”
“可是我这副样子已经十二个小时了,”珍妮说。
“生孩子不辛苦,”那女人说,“不好,要像这样。”
珍妮安顿下来,准备好经历一场漫长的等待。此刻她都记不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要孩子。这个决定是其他人做的,那人的动机如今暧昧不明。她回想起从前那些有孩子的女人对彼此微笑的样子,神秘莫测,仿佛有什么事情是她们一清二楚而她却被蒙在鼓里的,她们那种不经意间就把她排除到谈话之外的样子。那些学问,那些秘密到底是什么,还是说,经历一次分娩,真的就像经历一场车祸或一次高潮那样难以言传?(但这些也是无法形容的,身体之事,统统都是;大脑试着为这些事情寻找一种语言的时候,怎么就会一筹莫展呢?)她发过誓,她永远不会对任何没有孩子的女人做出这种事,去搞那些暗语和排挤。她的年纪够大了,她受罪的年月够长,知道那样既累人又残忍。
然而——这是那个跟护身符一起藏在包里的珍妮,不是渴望搭厨房柜子和熏火腿的那个——她正在,悄悄地,祈盼着一个秘密。在这一切之外的东西,其他东西,一个神启。她终究是在冒着生命危险,虽然她并不太可能丧命。不过,女人确实会死于分娩。大出血、休克、心脏衰竭,某人犯了什么错,一个护士,一个医生。她应该得到一个神启,她应该被允许能从这片她正飞速堕入的黑暗之地里带点什么回去。
她就那个女人思量了片刻。同样,她的动机也含混叵测。为什么她不想要孩子?她被强奸了,她已经有十个小孩了,她穷得揭不开锅了?为什么她没做人工流产呢?珍妮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这原因已经不再重要了。祝你倒霉,珍妮想着她。她的脸,因为剧痛和惊恐而扭曲的脸,在珍妮眼前浮现了片刻,然后又飘走了。
珍妮试着和胎儿联系,之前她也这样做过好多次,沿着动脉将一波又一波的爱意、色彩和音乐送去给它,可她发现她再也做不到了。她再也无法把这胎儿当作一个胎儿看待,它的双手和双脚戳戳点点,又踢又蹬,翻滚转身。它把自己拢成一团,成了一个坚硬的球体,如今它没时间听她说话。她对此非常庆幸,因为反正她也不确定这讯息能有多好。她也无法再去控制那些数字了,她再也看不见它们,尽管她还是继续机械地数着。她意识到自己训练的东西都错了,A捏她的膝盖根本毫无意义,她本该练习的是这个,不管它是什么。
“慢点,”A说。她现在正侧身卧着,他握着她的手。“慢一点。”
“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我做不到。”
“行的,你能做到的。”
“我听上去会是那副样子吗?”
“哪副样子?”A问她。或许他听不见:是那个女人,在隔壁房间,或是隔壁的隔壁。她边叫边哭,边哭边叫。她一边哭,一边一遍又一遍念着,“痛死了。痛死了。”
“不会,你不会的,”他接了一句。这么说来,终究还是有人的。
一个医生走了进来,不是她的医生。他们要她翻个身仰面躺着。
“我不行的,”她说,“我不喜欢那样。”声音渐渐远去,她很难听得清楚。她翻了个身,医生用她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摸了一阵。一股潮湿温热的东西流到了她的大腿上。
“羊水正要破,”那个医生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碰一下。四厘米,”她对A说。
“才四厘米?”珍妮问。她觉得自己上当了;他们肯定搞错了。那个医生说,她的医生等一下会被叫来的,珍妮对他们怒火中烧。他们还不明白,可是来不及说这些了,她又滑回那片黑暗的所在,那并非地狱,倒更像是身处内部,努力想要出去。出来,她也不知是嘴上还是心里说着。接着她便浮了起来,数字不见了,要是有个什么人叫她起来,走出房间,摆个倒立,她都会照做。每分钟她都再次探出头去,挣扎着喘气。
“你换气过度了,”A说,“慢下来。”他正在按摩着她的后背,非常用力,而她抓过他的手,恶狠狠地把它往下拉,放到对的地方,可他的手一放上去,那地方又不对了。她记得自己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纳粹在犹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把她们的腿绑在一起。以前她从没真正搞懂这怎么会要了人的命。
一个护士带着一根针筒出现。“我不要,”珍妮说。
“别难为你自己,”护士说,“你用不着这样忍着疼。”疼什么啊?珍妮自忖。不痛的时候,她什么都感觉不到,痛的时候,她什么都感觉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她了。这才终于是语言的消失。你之后就不记得了,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跟她说。
珍妮从一阵宫缩之中解脱出来,摸索着控制住自己。“会伤害孩子吗?”她问。
“这是一种温和的止痛剂,”医生说,“我们是不会准许使用任何会伤害孩子的东西的。”珍妮不信。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打了一针,而且医生是对的,这药非常温和,因为对珍妮来说,它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虽然A后来告诉她,她在阵痛间歇还稍微睡了一会儿。
忽然她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她完全醒了,神志清楚。“你现在必须得按铃,”她说,“这孩子要出生了。”
A显然不相信她。“我能摸到它了,我能摸到头,”她说。A按下呼叫器的按钮。一个护士过来,做了检查,这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谁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动身前往产房,护士推着轮椅。珍妮感觉不错。她注视着走廊,所有东西的边缘都模糊不清,因为她没戴眼镜。她希望A记得把她的眼镜拿上。他们从另一个医生身旁经过。
“需要我过来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