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怎么办哪?”他望着董老火急火燎地问。
“还是再往前赶赶,尽量找个房子。”董老说。
担架员在山路上一路小跑式地行进。侯政两个眼不够使似地一面走一面四外张望。大约走了二三里路,还是通讯员眼尖,说:“侯连长,你看那山旮旯里不是有房子吗?”侯政一看,在半山坡上石头旮旯里,果然有两三间又黑又矮的茅屋,同那苍灰色的石头颜色差不多,没有好眼力简直难以发现。侯政心中大喜,心想,就是有个小小的茅庵也好。
“你们等一下,我先上去看看。”
侯政说着,领着一个通讯员,就象打冲锋似的嗖嗖嗖地爬了上去。几间茅屋的门都虚掩着,侯政拉开一个门,见屋中空无一人,屋正中有一个火塘,火着的很旺,旁边放着一把大铜壶,里面的水还冒着热气。看样子,老百姓刚刚躲出去了。侯政见有这样理想的地方,心里高兴极了,急忙向山下招手,让担架快快上来。
担架员喘吁吁地抬着担架爬上来了。后面紧紧跟着李秀竹和外科医生李治。李治是医学专科的毕业生,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带着一种完成任务颇有把握的那种笑容。随后,董老也有些吃力地走了上来。侯政说:“董老,你这么大年纪,也就不用上来了嘛!”“人命关天哪!”董老笑着说,“我怎么能够不上来呢!”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炮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侯政对李治说:“老李,要快!”
“快不快,我掌握得了吗?”李治睒睒眼,和李秀竹一同走进去,还半开着玩笑。
担架抬进屋里,担架员退了出来。李秀竹把门关起来了。
董老和侯政一伙人都在门外守候。
可以听出,屋子里器械叮当乱响,还夹杂着贺子珍断断续续地有克制的呻吟声。不到半个小时,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发出到人间的第一声呼喊。这稚嫩的而又最有生命力的哭声,是这样富有感染力,董老立刻笑起来,深有感慨地敲打着膝盖,“好,好,好,”一连说了三个好字。其他人也都笑声朗朗。
随后听见屋子里更加紧张忙乱,传出一阵阵洗脸盆的叮咚声,铜壶的倒水声,李秀竹与李治的碎语声。侯政正要问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时候,只听李治用一种颇为兴奋的调子说:“恭喜你呀,贺子珍同志,来了一个千金!”
可是,人们的笑声却为一阵骤然激烈起来的枪声所打断。不仅机枪声,就是步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有战争经验的人立刻意识到,敌人已经更加临近。
侯政望着董老,满面愁容地说:“孩子怎么办哪,董老?”
董老捋捋胡子,果断地说:“只好把他留下,这是规定。”
“可是老百姓不在家呀!”
“留下点钱。”
“留多少?”
“太少也不行,你留下三十块光洋。”
侯政从沉甸甸的挎包里取出钱来,数了三十块袁大头,用纸包起来。董老接在手里掂了掂,又沉吟了一番,说:“侯政,你看少不少,这地方老百姓困难哪!你那里还背的有大烟土吗?”
“有,有。”
侯政叫通讯员从挎包里拿出两块大烟土来,掂了掂约有一斤多重,这在贵州也值不少的钱。为了怕群众吃亏,自红军西征以来,早已不用苏维埃的纸币,而改用白洋或没收的烟土顶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侯政见诸事完毕,就敲了敲门,说:“老李,你快一点嘛!”
“你嫌慢你来!”李治在里面不满地说。
“哎呀,我是叫你尽量的快嘛!”
不一时,房门打开,担架员进去把担架抬了出来。贺子珍头上蒙着一条大毛巾,脸色惨白得厉害。担架下面还扑嗒扑嗒地滴着血水。在行将抬出门口的时候,贺子珍微微地睁开眼睛,用低微的声音叫:“李医生!李医生!你把她抱过来我看看。”
李治连忙把一个用白纱布包起来的婴儿抱了过来,贺子珍颤巍巍地接在手中,睁起明星般的眸子无限哀怜地看了一眼,然后还给李治,哽咽着说:“李医生,你把他放得离火塘近点儿。”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子珍同志,”董老连忙上前安慰道,“现在这样处理,也是不得已呀!”
“我明白,董老,我太感谢您了!”贺子珍一边擦泪,一面声音微弱地说,“孩子跟着人民长大也很好。如果他长大,是革命的就会去找我们;如果变成敌人、坏人,也就算了。
……“
枪声愈来愈近。董老对担架员挥挥手说:“快走!我们随后就赶上去。”
担架下山去了。董老和侯政进了房子,孩子哭了一阵已经在草堆上睡熟。侯政把三十块光洋放在孩子旁边,那两块大烟土放在老百姓的两个大粗碗里,又用两个碗扣起来。董老一向重视群众纪律,见地上狼藉不堪,又抄起笤帚扫了一扫。
“行了吧。”侯政望望董老。
“不,还是要留下几个字。”
董老一面说,一面从挎包里取出纸笔墨盒,坐在矮凳上,就着老乡的床铺,端端正正写了一个纸条:本户主人鉴:我们是为干人服务的工农红军,今在苗家借地生子,实在出于万不得已。望千万不要听信土豪劣绅的欺骗。因军情紧急,此子无法携带,深望老乡将他抚养成人,不胜感激。今留下大洋三十元,烟土两块,仅表微意而已。
红军休养连 董必武留董老还没有插上笔,枪声已经很紧,警卫员在外面叫:“董老,董老,快走,不走不行了!”
“急什么!”董老训斥道,一面把纸笔收到挎包里,把纸条放在孩子身边,用东西压好,然后又轻轻地拍了拍白纱布包着的孩子,同侯政一起出了房门,匆匆下山追赶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