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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第2页）

有的人倾向于内省式的调剂，他们或者借助于强大的想象力和摆脱外在环境的能力（这要靠一种接近于天才和疯狂的特殊气质），——或者借助于鸦片和酒精做到这一点。例如，俄国人往往喝了一两星期酒，然后才清醒过来，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宁可让整个身体活动，而不是只让头脑活动，宁可在世界上转悠，而不是在头脑中转悠。

也许这是因为我喝醉以后总觉得很不舒服。

1866年10月4日，我在纳沙泰尔3湖畔一家简陋旅馆的小房间里便是这么想的。在那里我觉得十分自在，仿佛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这便是我的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奇怪，我开始感到需要孤独，尤其是安静了……院子里相当温暖，我打开了窗……周围万籁俱寂，城市，湖泊，靠岸停泊的小船，一切都进入了梦乡；船仿佛还在轻轻呼吸，从隐约可闻的吱吱声和微微晃动的桅杆中都可感到这一点；桅杆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但始终不会失去平衡……

……知道没有人在等你，没有人会来找你，你可以安心做你要做的事，也许甚至是死……也没有人会干涉，跟谁都无关……这是既可怕又愉快的。我无疑在开始变得孤僻，有时甚至恨自己没有勇气过世俗的隐士生活。

只有在孤独中，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干扰——这是一件大事。一旦感到厌烦，疲倦，他可以立即拿起帽子，找人闲聊，一起休息。只要走到街上，那里便有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永无尽头、变化不定、又永远不变的人流，它五光十色，像天上的彩虹，又像灰白的浪花，整天熙熙攘攘，嘈杂喧哗。你像艺术家一样欣赏着这生活之流，仿佛在参观画展，这正因为你跟它没有利害关系。一切都与你无关，你无求于人，也不需要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到十一点已饥肠辘辘，于是走进一家大饭店吃早餐——昨晚这里客满了，我未能借到房间。餐厅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个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是最近刚在形成的一种新典型：高大，臃肿，白皮肤，淡黄头发，满身肥肉，看来，如果宽松的大衣和质地柔软的裤子允许，他还会像温室中的肉冻一样融化扩大。这一定是哪个股票大王的儿子，或者共和帝国的贵族。他吃得没精打采，似乎对自己的早餐毫无胃口，只是在完成任务；由此看来，他已吃了好久，有些厌倦了。

这个典型从前在法国几乎并不存在，它是在路易-菲力普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直到最近十五年才终于兴旺发达。它面目可憎，令人厌恶，不过法国人也许还以此为荣。饭馆酒肆中的享乐生活，不致使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体型像法国人那么变丑。福克斯们和谢立丹们背地里都能吃能喝，然而他们还是原来的福克斯4和谢立丹5。法国人只有在筵席的文学方面，才既能显示他们精于饮食之道的深刻知识和制定菜名的雄辩口才，又不致自食恶果。在谈到宴会、调料、口味时，没有一个民族会讲得那么多；但这无非是玩弄辞藻，舞文弄墨。实际的暴食和纵酒却害苦了法国人，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体受不了。法国人在五花八门的风流韵事中能保持原状，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这种情欲符合他们的民族气质——爱情既是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长处。

“您要甜食吗？”堂馆问法国人，显然对他比对我们格外尊敬。

那位年轻先生这时正把食物装进肚里，因此慢条斯理地抬起忧郁而困倦的眼睛，对堂馆说道：

“我还不知道。”然后想了想，又道：“一客糖梨！”

英国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都在报纸的屏风后面一声不吭地吃着，现在突然抬起了头，说道：

“我也要一客！”

堂倌端来了两客糖梨，给了英国人一客；但英国人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了抗议：

“不对！我只是要点喝的东西！”6

原来他只是想喝点什么。喝完后他站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是孩子穿的夹克衫或羊毛短上衣，淡棕颜色，下面是浅色紧身裤，靠近皮鞋的裤管全都皱了。夫人也站了起来——她的身子是慢慢升高的，站直以后便变得非常高；然后她挽着矮丈夫的胳臂走了。

我不禁含笑目送他们出门，但毫无恶意；在我看来，他们还比我旁边那位先生（在夫人离开后，他已解开了坎肩上的第三颗纽扣）顺眼十倍。

巴塞尔

莱茵河是天然的分界线，但它什么也没分开，只是把巴塞尔分成了两部分7，而这两部分同样枯燥乏味，难以言喻。这儿的一切都笼罩在三重的枯燥（德国的，商业的，瑞士的）中。毫不奇怪，在巴塞尔构思的唯一艺术品是《死的跳舞》8；这里除了死者，没有人快活，尽管德国居民热爱音乐，那也是庄严的宗教音乐。

这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大家经过这儿，但是谁也不愿留下，除了经纪人和较高级的货车租赁业者。

住在巴塞尔，不特别爱钱是不可能的。不过，瑞士城市的生活一般都是枯燥的，其实也不仅瑞士，一切小城市莫不如此。巴枯宁说：“佛罗伦萨是个美妙的城市，像一块甜甜的蜜饯……吃时觉得好极了，但过了一星期，你看到甜食就会觉得腻味。”这一点也不错，既然这样，对瑞士的城市还有什么好说的？莱芒湖畔本来是平静而美丽的地方，但自从在韦维到韦托一带建起了一个个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庄园，里面住满了从俄国来的地主家庭，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9的灾难中破落了的人们，这样，那地方对我们就没意思了。

洛桑

我是路过洛桑。在洛桑，除了土著居民，都是过客。

外地人不在洛桑居住，尽管它的周围风景优美，尽管英国人发现过它三次，一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一次是在吉本10生前，还有现在——他们在这里盖起了房屋和别墅。但旅游者只在日内瓦居住。

想起日内瓦，我便会想起一位非常冷峻而枯燥的伟人，一种非常冷峻而干燥的朔风，那人便是加尔文11，那风便是北寒风12。这两者都叫我不能忍受。

每个日内瓦人身上都残留着北寒风和加尔文的影子。从他出生之日，成胎之日起，甚至更早，这两者便在影响他的精神和肉体，风是从山上吹来，而加尔文思想则来自祈祷书。

确实，这两股寒流的痕迹，结合不同的边境地区和交界地区——萨伏依的、瓦莱的、尤其是法国的一些特征，便构成了日内瓦人的基本性格，它显得美好，但并不特别惹人喜爱。

不过我现在要写的只是旅途印象，在日内瓦，我是居住。关于它，我得留待将来，在保持艺术距离的时候再写……

我在晚上十时到达了弗里堡……立即前往佐林格旅馆。还是那个在1851年迎接过我的戴黑丝绒小圆帽的老板，那张既恭敬又倨傲的端正的脸，那副像俄国的典礼官或英国的守门人的神气。他走到公共马车前面，欢迎我们的到来。

……餐厅也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些红丝绒面子的折叠式四方小沙发。

在弗里堡，十四年就像十四天！它引以为荣的仍是教堂讲台上的大风琴，仍是那座铁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