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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唯一的正当的运动，极端反对那性质相似的其他的组织。”

如果说，一种运动和他种运动联合起来，便可以增加力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运动的目的也许是相似。）我向来承认运动数量的增加，便是范围的扩大，但是，那些浅见的入，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以为就是势力的增强；其实，徒使这运动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种子。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那能容忍的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并且以这种武器，那众。这理想，奋斗于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迫加之于这种组织．那是恰好使其内部的实力增加。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而使教义和古代类似的哲学思想相调和，是在于他们对于本身的教义，努力于坚决和狂热的宣传到及辩护本党的同志加于民族敌人的一切仇视以及这种仇视的表现用不到惊奇看作这是平常而当然的事。

因为谎言和诽滂根本和这种仇视的表现是不能分离的。

不论是那一个，凡是不受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污陷的，那么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的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人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的公敌对他所示的仇恨来做最适当的标准。

我党必须竭力从种方面去提倡尊重人格，并且还须牢记着下列的各点：人类的一切价值，完全是万之于人格之中；每一个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个人的创造的结果；崇拜伟大，不仅是对于伟大的羡慕而已，而且是团结一切羡慕伟大者的连锁。

实在，人格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

我党运动的初期，因为声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视，因此曾感受县极大阻难，能否成功，便成为极可疑的问题了。

凡是一切有牵涉我们的事，民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数的党员和共极少数的熟人以外，竞没有人知道了我党名称。

因此，要扩充这一个小小的集团，吸收新的党员，使我党的名称传闻于世上，就成当时的要务了。

为这缘故，我们便每月开会一次，后来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开会的通知书，一部份是用打字机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写的。

我记和有一天我亲送出去的通知书有八十份之多，当晚，我们就告候着群众的莅临。

把开会时间延迟了一小时以后，出席者还仅仅只有七八人；于是主席宣布开会。

但是开会以后也不会再有人继续的来到。

于是我们几个穷人，大家来捐集一些微款，设法在当时独立的慕尼黑观察报（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个通告开会的广告这一次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们预先租好了一间屋于作为会场到七点钟的时候，出席者达一百十一人，于是立刻就宣布开会。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学教授致词。

次由我来演讲，我演讲历时三十分钟。

我久已自己感觉到有讲演的天才，不过不敢确定，这一次便证明了。

在三十分钟之后，这一产小厅中的听从，经了我的激动，大家极为兴奋，仿佛是受到了电流般的，竟会因了我的演词而使他们自愿的来捐助三百万马克，作为会中的一切费用，这件事实在使我的心中大为安慰。

在当时，我党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闻记者。

此人常识渊博，但是，可惜缺乏做党魁的能力。

他不能来向群众和为讲演，他的工作虽然确切谨慎，但是因为缺乏说话的天才，所以没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安顿·德莱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xer）在当时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仅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说家，又不是军人。

而且他从来不会在战场上服役过，他除了生性优柔寡断之外，又不曾受过刚毅果敢的训练，因此，他们两人，对于不论那一种的运动都不能使人发生狂热的信仰获得成功。

我本人在当时仍旧是一个军人．

凡是一种运动，它所标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众的拥护，那么欺骗民族的马克斯派，必定对它有所仇视，因为群众向来不去听命于国际马克斯主义和犹太交易所的许多党派。“德国工人党”之名称，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个的冬季，我们的奋斗，就是在巩固新运动制胜力的信仰，并且使之成为狂热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达好埃儿街（Dachuerstrasse）“德意志”（Deutsehes　Reich）大厦的聚会，又证明了我的主张是不错的。

当时出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百，我们在经济上的以及和民众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荣的。

十四天后，到会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人了。

我们这个新兴的党所规定的党纲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词，这是很有理由的。

因为这一个字的概念漫无限制那种表示，不能作为任何运动的基础；而且对于这一个名词所隶属的人，也是没有一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