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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华为暴露出的人事管理问题上也说明，华为正在经历一种文化变革的考验——内部文化过于强硬、人性化不足，家长余风严重，人性的缺失，等等，将时时困扰着今天的华为发展。

有人戏称，华为文化不但是“地铺文化”，也是一种“狼性文化”，而要成功实行，一定得给“肉”，不然谁为你“卖命”？但“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狼性虽然勇敢强悍拼搏，容易致对手于“危境”而获胜利，但同时在所谓“文化”的背后，狼性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只为肉与利拼杀。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或许是一剂慢性毒药，绝非商业大道。

自杀员工心理素质差？

华为作为一家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它也是靠这种不屈不挠、群体奋斗的精神参与市场竞争的。在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时，采取严格有序的管理是必然的，可以说这也是现代企业参与竞争的共性。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竞争才有实力”。这样，企业在管理中必然会给员工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但这也是必然的。

或许对于像张锐这样一些心理和身体承受力脆弱的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到了最后他们用自杀结束自己心理的煎熬。张锐自杀是属于个人行为，这与胡新宇“过劳死”须由企业承担责任有很大的不同。

在奥一网上网民就张锐死亡进行了投票，截至27日上午8点30分，已经有5925名网友投票。投票结果显示，47．36％的网友认为张锐的自杀是因为“死者自身心理素质太差”，而认为父母没有从小进行健康的心理教育也占10．01％，认为社会没有正常干预和调节的占7．36％。

看来；大多数网友还是认为自杀的关键还是个人因素，其实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人自己的意识水平，他的心理承受和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他所采取的动作，外因只是一个推动作用。

高校也是屡见高学历自杀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据不完全统计，相继有北大、人民大学、上海交大、北师大、清华等知名高校的十几名博士自杀身亡。

这些和张锐同属心理弱势者，在他们遇到心理压抑问题时，相应的机构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帮助他们克服。

现代人要重视心理健康

南京市卫生系统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近半被调查者认为现在寻求心理咨询很不方便。患者求医不方便的主要原因是心理治疗领域从业人员的严重匮乏并且没有普及，95％以上集中在医院和学校，同时监管不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说，以发展较好的上海为例，只有40％的心理医院处于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之下。

2007年5月，在召开的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公布了来自卫生部的一组数据：我国13亿人口中，患有严重精神和心理障碍疾病的患者达1600多万。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则更多，估计达到1．9亿人，也就是说，每10人中至少有1人存在心理问题，需要心理辅导。

面对我国如此多的心理弱势者，仅仅靠这些机构是显然不够的。对于经济处于弱势的人群，政府和社会采取了扶持和关爱的态度，但对于心理弱势的人群，经济的扶持是远远不够，还需完善相应心理辅导机构和求助途径。家庭也要更加认识到心理健康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不要对孩子放任自流，从小要培养健康的人格。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华为员工自杀事件深度调查（4）

企业也要重视对员工的保护，要把对员工的心理关爱放到和生产同样重要的位置，要不然，等到真正的像华为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经济效益也会付之东流。

“压力度”靠谁来把握？

《生命时报》近期进行了一项调查，参与调查者集中在20岁－40岁，以企业普通白领、管理人士为主，结果显示，92．3％的人曾出现过胃不舒服的现象，其中，34．17％的人经常胃疼，结论是：工作压力是　“胃的克星”。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不能没一点压力。王铁人说过“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仅仅从“井出油”的“做工机制”以及很多自然现象和规律看，职业人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工作压力。然而压力也是一把“双刃剑”，而决定这把“剑”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的，则是压力之“度”。问题在于，该由谁来把握这个“压力度”。

对于张锐之死，华为公司的反应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除了遗憾于此事件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外，强调的主要是死者本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看来，由企业本身来正确把握员工的压力度是不现实的。大量事实表明，作为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的企业，并不是一点不考虑员工压力，然而在拿捏这个“度”时所基于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员工身心健康，更不是劳动法、人道主义、公平原则等等，而是一种被叫做“员工价值最大化”的东西。站在企业角度看员工价值最大化，当然只能是员工作为一架机器或一件工具，其运行的效率如何做到最大，其被用来做工的功效值如何达到最大。

能够把握压力度的另一个希冀对象是受压者本身。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人的本能出发，压力过大、难以承受当然可以选择逃避或反抗。关于职场压力，员工与企业也常常处在“博弈”之中，然而员工却是绝对的弱势。一方面，如今就业很难，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更难，于是首先给员工造成一种心理弱势，即除了珍惜工作、默默承担压力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时间也许能找到劳动法方面的依据，而被分派的任务量及其背后的压力值是否合理却找不到任何社会性的依据。

张锐之死，死于压力难以承受以后的崩溃而不是逃避。亲人的劝说不一定是他选择前者而非后者的主要诱因，更重要的是他活在一种关于“压力”的整体氛围之中，而这种氛围足以剥夺他选择逃避压力的机会和自由。中国人向来吃苦耐劳且最能忍辱负重，这种文化演变到今天，表现出在“压力”问题上与其他民族的一些不同看法。在这些看法中，误区已经明显存在，例如个人成功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的误区、追求财富与劳动强度的关系的误区、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关系的误区等等。而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够施以员工不合理的压力并让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利用的恰恰是这些误区。

无论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还是从人道主义和公平角度出发，都应该有另一种力量来认真研究一下企业员工“压力度”并提出某些改进、控制措施。这“另一种力量”，也许是政府，也许是公益机构，也许是受前二者委托的专家学者或调查公司。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对施以员工压力过度的企业理应有所干预，要么通过媒体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先进的“压力文化”，要么在政府主导下制定一套合理的压力标准，要么经授权对有关企业直接提出警示或建议。当然，应当与干预企业自主权区别开来。

结束语

职场呼吁人文关怀

华为作为一家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有着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较为先进的企业文化，历来被广大求职者所向往。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员工的意外死亡，就否定整个华为的管理制度。也不能一味地去谴责通讯、IT等行业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因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会，只有我们每个公民都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才能使华夏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成千上万的像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出现的时候，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张锐的自杀是属于个人行为，这与胡新宇“过劳死”须由企业承担责任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华为在此次事件中“公事公办”的态度确实缺少“人情味”。但此时，赔偿一万还是两万都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次事件应该唤起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要知道，自杀并非突发行为，一般都有可观察到的征兆，譬如表达想死的念头、食欲不良、经常失眠、焦躁不安等。如果此时张锐的领导能够意识到张锐的自杀倾向，并给予积极引导或者开导，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自杀事件。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像张锐这样患有忧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人已经远远不是特例。张锐之死，只不过是必然中的偶然罢了。这就给我们的国内企业敲响了警钟，就是要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对员工进行更多的人文关系。

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欧美的企业。据心理学专家介绍，在美国，90％左右的中等规模以上企业都会聘请一个专门的心理服务机构，随时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而员工一旦有了心理问题，即便与工作无关，也可以随时寻求帮助，而且绝对保密。在欧洲，“为员工减压”运动在企业界非常流行，95％的大公司和85％的中小企业向员工提供了减压帮助，每年的总花费大约有800亿欧元。

而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很少有企业这样做，即使是一些知名企业，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员工心理健康对企业的重要性，华为无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相信华为也能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对员工进行更多的人文怀。诚如此，张锐之死也不至于毫无意义。

揭开华为员工“主动辞职”的幕后原因（1）

新闻回顾

为了应对2008年1月1日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　近日，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即先“主动辞职”，再“竞争上岗”，辞职涉及的员工达7000多名，姑且称之为“华为门”事件。实际上，华为并非是始作俑者，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全国各地的裁员与辞退风波早已是暗流涌动，如：34岁的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保育员武学莲，工龄几近10年，并被海淀区妇女联合会评为“2006年度海淀区先进外来务工女性”，整个海淀区只有10人获得此殊荣，但让人想不到的是7月3日，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