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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派对”的行为者对“躯体化”的表达不是停留在口头或观念上，而是付诸行动，这是他们与目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之分野。

这些人的行为诡秘和态度低调正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应激策略。

“因缘文化”：“性派对”的外在张力

中国人在谈到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关系的境遇时，一个重要的归因或许体现在“因缘文化”的概念里。

“因缘”这一概念起源于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因缘前定，都是命运或“无形之手”的有意安排，是受外部控制的。

作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因缘”有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功能，它把关系的成败和人与人的境遇都归于非个人的神秘力量，本人或他人因而剔除了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内疚感。

这样，“因缘”保护了当事人，保全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别人的面子。它有助于当事人将“行为”合理化，减轻了自责和责备别人的情绪。

信仰因缘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有益于精神卫生，但过分依赖这种信念就会妨碍人去主动应付现实，增加了人的惰性惯力。

因此，“因缘”也可看成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会随个人或社会的努力而变化。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因缘”二字有着持续的热情。每当参加“派对”而与人交往时，特别是接纳某对或某个新人为这个“特珠家庭”的成员时，大家就认为这是“有缘”。

同时，他们如果“派对成功”，双方都会觉得有缘，因而特别珍惜，共同营造出一个浪漫温馨的环境，解除了因为陌生而带给心灵的障碍。

如果有什么意外就说是没缘分，这样减轻了自责。

比方，如果派对的双方都在“一夜激情”后彼此都很满意，但又不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经常可以潇洒同居，他们就说“只有一夜的缘分”，不要强求；如果双方感觉不好，也是前世“孽缘”所致，是互欠的“债”，到这个时候才能“偿还”。

可以说，“因缘”二字像一根红线，有着强大的韧性、耐力和穿透力，它向每一个具有同等价值观的人伸出诱惑之手，并将每一个已经进入“城堡”的居民紧紧地拴住。

羞耻感：“性派对”制约之一

“性派对”有着强大的制约机制，这也是行为者不敢“胆大妄为”，而只能以“地下组织”面目出现的原因。

而其中制约之一，就是行为者受传统文化熏陶所早已形成的羞耻感。

这些“都市异类”在行为过程中，尽管极力不去想象别人的眼光、世俗的评说和道德的责难，但“羞耻”二字像阴霾，在午夜激情中仍然鬼影一样若隐若现。

这与西方那些“叛逆者”——比方“披头士”或嬉皮士们——形成显著的对照。后者可以当众在公园做爱，或脱光衣服在街上行走，而面无羞涩之感。

不能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可以说，东西化文化一个普遍性的差别正在于个体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识上。

中国社会向来是被说成是以羞耻感取向的。

其文化渊薮来源于两个因素：孔子学说和人道主义。

孔夫子用人际取向来说明羞耻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他又用内心取向来说明内疚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个人的理想。

孔夫子就是这样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强调以理想类型作为行为模式，而加强羞耻感的自我认同的。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同，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矛盾心情上：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行为，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因而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并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因为产生一种羞耻感。

而与此感觉相伴的则常常是心灵的内疚。

换言之，这个“特殊家庭”的成员想不羞耻和想不内疚是很难很难的，这无疑制约了他们的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极为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大家庭内的和谐关系。社会化的控制经由家庭传递和制裁来实现全面整合的。

在这种背景下，羞耻感与内疚感的动力学就成了“病患家庭”的复杂混合物。

家庭，尤其是一家之长因有“家丑”而对外界会感到羞耻，而“患者”本人则不会。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变。

中国人对于“精神病”三字有着“谈虎色变”的内惧。

国外有学者指出，加于“精神病”的“污名”可能起源于家庭害怕遭到批评和受到玷辱所致。

“患者”对家庭的内疚，可能因为感觉自己的“病患”对家庭的声誉受损而引发的自责情绪；家庭的内疚则体现在对因对“患者”照顾不周或对祖先的疏忽而引发的挫折感。